六 四 維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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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整理歷年來收集到的“六四”死難者照片時,其中有兩張照片再次引起了我特別的注意。

一張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清華大學在該校小禮堂為遇難學生設的靈堂。靈堂上方高懸著一幅寬大的黑色布幔,上面寫著“哀我同學  哭我中華”八個大字,署名為“清華人”。布幔下方正中是個白底黑色的“奠”字,地上擺滿了花圈和花籃,人們絡繹不絕地在死者的靈前默默致哀。

另一張照片是哀悼死難學生劉弘的照片。那繫在花圈上的挽聯寫著:“槍口下英雄英魂不散”、“屠刀上鮮血不會白滴”、“愛劉弘,哭劉弘劉弘不死”等字樣。挽聯上署有“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全體師生敬挽”。這張照片證實了我們所收集到的一些有關劉弘遇難的片斷。

劉弘在1994年我所公佈的第一批死難者名單上編號為“29”。劉弘當年24歲,清華大學環保專業88級研究生。他於1989年6月4日淩晨在前門附近遇難。劉腹部中彈,導致腸子流出體外,後被身邊同學塞進腹腔,又在傷口扣上一個小盆。然而,當他被送進醫院後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不幸死于同學懷裡。

劉弘的父母均為當年赴新疆“支邊”的知識份子,他有一個妹妹。

我沒有收集到劉弘生前或遺體的照片,但我從海外一個叫“六四檔案”的網站上下載了一張攝於1989年慘案發生時的照片,照片的說明中注明死者為清華大學研究生。查我們已經公佈的名單中,確認為清華大學研究生者有兩人。除劉弘外,另一位為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現電子工程系)的周德平。周頭部中彈,死於同仁醫院。從照片上看,死者有可能是周德平,但卻難以確定,因為無法判斷死者腹部是否同時中彈。我希望提供這張照片的目擊者做出更確切的說明。

在我們收集到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上,挨著劉弘的第“30”位死難者鐘慶,同為清華學子,他比劉弘年輕,遇難時才21歲,為該校精密儀器系86級6班本科生。1989年6月3日夜在木樨地遇難。據目擊者說,鐘慶頭部中彈,被打掉了半邊臉,後來從他身上的鑰匙辨認出他所在的學校和身份。

我之所以要專門提及這兩位死難者,是因為我至今尚未找到他們的親屬。在已經過去的十五年時間裡,我直接或間接找過不少清華的教職工,想從他(她)們那裡得到死者親屬的線索,卻至今仍無結果。

在去年母親節那天,我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和友人的慰問時,腦海裡不時浮現出劉弘和鐘慶這兩個既近在咫尺又似乎遙不可及的名字,不禁潸然淚下。我心裡想,在那漫長的十五年時間裡,不知道這兩位死難者的母親是怎樣一年一年熬過來的。十五年過去了,她們不為外人所知,更得不到來自任何方面的安慰和幫助。她們被這個喧囂的世界湮沒了,她們被那些競相追逐的人們徹底遺忘和遺棄了。我為國人的冷漠感到心寒。

在當年的那場大屠殺中,死的人是很多的,遠遠不止我們今天已經找到的。時間長了,當年的血跡黯淡了,對死難者人數的估計好像也慢慢往少裡縮了。但我始終不相信這個數字只是如今媒體上所說的幾百人,因為僅僅從當時各個醫院的粗略統計,就已經有好幾百人了,而可以肯定的是,慘案發生時送進各個醫院的絕不是死者的全部,有很多死者的屍體未經醫院就被銷毀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六四”失蹤者。這樣的失蹤者數字決不會很少。

我總是期盼著有那麼一天,突然有人來敲我的門,或者遞給我一張小紙條。這種情況以前曾經有過,有些死難者的親屬就是通過一張小紙條上提供的線索找到的。這種情況會不會再次出現呢?我希望當年這兩位清華學子的同學、老師以及屠殺現場的目擊者,能向我提供有關的線索,哪怕僅僅是一些蛛絲馬跡,哪怕僅僅是一些第二手、第三手的資訊。我的固定通信址為:郵編100872,北京市海澱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丁子霖。(丁子霖執筆  2005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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