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日
方勵之:一九八九爆發前夜的故事

 

1989年到了。

新年伊始,北京就開始下雪,軟軟的,潔白,冷清。誰也沒有想到,4個多月之後,這裡就會發生一場社會大爆發,雪變成了血,人肉,和死亡。

1987A超新星爆發

也許真是有上蒼的安排,1989年我寫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就是爆發━━超新星爆發。我的研究重點並不在超新星上,但是,超新星1987A 爆發之 後,超新星成為輿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不但天體物理界,就是非天文界,非科學界似乎也對超新星發生了莫大興趣。很多地方都要請天體物理學家介紹超新星。我 也多次被請過。因此,不得不寫篇科普應對。

在現代,超新星爆發是個純粹的天體物理或宇宙學課題,但在中國歷史上,超新星爆發(古稱客星的一種)不僅是天文,同時也是人文。中國古代極重視這 類稀有的異常天象,原因之一是為了占卜。按照古占星術,超新星爆發一般不是好兆頭。從漢朝以來的2000年裡,最壯觀的超新星爆發有過6,7次。例如, “宋史”上記錄,西元1006年爆發的客星,“狀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鑒物”。按占星術,這種壯觀的天象大都預示著兵燹、天災、或者是皇帝要駕崩 了。據說,每次凶兆都“應驗”了。比如,西元1054年客星(即有名的蟹狀星雲)占卜結果是“上有災” .果然,不到一年,遼興宗耶律宗真就歸西了。

天文界有不少占星術業餘愛好者。一位精於此道的愛好者占曰:1987A 爆發亦主凶,“上有災”。果然,不到一年,中華民國蔣總統經國就“駕崩” 了。位置也合,1987A並不在銀河系主體中,而是在銀河系週邊的大麥哲倫島星雲中,恰如大陸之外的臺灣島。這當然皆為戲言。但超新星的確曾有過重要的作 用。每當客星出現時,負責占卜的官員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議頒行“天下大赦”,以感動上蒼,消災滅禍,造福社稷。這時候,皇帝也不得不聽從。在這個意義上, 超新星對黎民百姓應算是景星。

我當時所在的北京天文臺,前身就是負責觀象、曆算和占卜的司天監。如今的北京天文臺已沒有義務和能力去預卜統治者的未來了。但是,按傳統,今天的 天文學家仍有義務也有權利關心社會的災禍。在我寫超新星文章時,‘大赦天下’的古制又再一次被想起。中國社會的今天,不是同樣有必要頒行一次‘大赦天下’ 麼?

 

“大赦天下”的公開信

因此,在寫完超新星一文後。我寫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建議頒行大赦:

 

中央軍委鄧小平主席:

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已經服刑十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謹祝近祺!

方勵之 一九八九年元月六日

 

這就是後來被中共當局指控為導致北京1989反革命暴亂的罪魁之一的信。

此信手抄了3份。一份於當日中午投進北京天文臺門外的一個公用郵筒,寄往中共中央。下落不明。

第二天,元月7日,星期六,有兩位客人來我家。第一位客人是劉達,他曾長期擔任中國科技大學的黨委書記。他看了信稿後,表示很贊同,連連說:“是 該把這些人(政治犯)放了!”而且,願意幫我把信送到到中央。他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有有效的送信管道。劉達轉送的那份手寫原件,後來曾在軍事博 物館的“平暴展覽”上作為暴亂物證展出過。

元月7日來的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林是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節前夕才來到北京,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 表。我曾於1986年通過美中學術交流專案訪問過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所。所以,林到北京後,我們很快認識了。我把致鄧小平信的第3份手寫本給了林。當晚他 就把信譯成的英文,給了一些外國記者。這樣,它就成了一封公開信。林培瑞教授至今仍保有那份手寫的反革命原件,在他的家裡作為反革命物證掛在墻上展出。

2月13日下午,北島、老木等文藝界的幾個年輕人來我家,詢問有關呼籲大赦的情況,我給了他們一份我的公開信的列印副本。他們在我家起草了一封致 人大常委會的信,也呼籲特赦政治犯。該信當即用我家的286電腦列印出來。3天后,北島等的信公開發表,其上有33名文化界人士的簽名,就是用286打 出的那封信。

同時,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同事也開始醞釀寫公開信給中央,呼籲當局特赦因思想問題而獲罪者。為發起人之一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許良英教授。他那封信發表時有四十多位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簽名。

後來又有文化界(戴晴,蘇煒等)的另一封公開信。

事不過三。幾封公開信發表後,最高當局坐不住了。司法部第一個站出來反擊,他們的正式論據是,寫呼籲信是干擾中國司法的獨立。可見,在人民共和國 的國度裡,公民寫呼籲信的權利也是沒有的。呼籲信算是一種“瘟疫”。接著,當局開始對在公開信上簽過名的人,一一進行教育或再教育,有的“美言”相勸,有 的被警告,有的被公開監視。我的待遇是非公開的監視。

以下是非公開的監視的兩個小證據: A. 當局編制的指控我“製造動亂”的文獻影片中,有我騎車到天文臺上班的鏡頭。 B. 6.4之後,我在 科大時的秘書顧安蘇被當局審查,問他:“你為什麼一天三次去方勵之家?我們有錄影,證明你一天去了三次。” 有錄影當然不能否認,祇能從容而答,顧說: “沒錯,是去了三次。因為方老師家的飯好吃,我一天去吃三頓。”

 

宴會事件

就在呼籲信“瘟疫”流行的時候,剛剛就職的美國總統布希,來了中國。

美國政府對蘇聯的人權問題、持不同政見問題頗有經驗。但是,對中國,總統面臨的選擇是:冒著開罪中國政府危險,同等地對待蘇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 還是採取不同的標準,回避中國的人權問題,以維持政府之間的“老友”關係?總統有聰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即邀請一些中國的異見者參加總統 在北京的告別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個正式的公開的場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談為難的話題,因此,邀請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共赴晚宴,既表 示了總統對中國人權的關切姿態,又不會有損于中國領導人的正統權威。似乎是個高明的平衡。

就在這種情況下,李淑嫻和我接到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的白宮請柬,邀我們參加2月26日的總統告別宴會。後來知道,總統的告別宴會邀有500位客 人。除李淑嫻和我之外,還有于浩成先生等幾位異見者,總數不超過百分之一。不能不承認,總統智囊的計算是很精密的。百分之一是在泊松誤差範圍之內。

然而,智囊們的計算還是錯了。他們忘了中國的宴會政治文化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宴席是太多了,許多重要事件都是同宴會連在一起的。相比於莎士比亞的戲劇,京戲中的宴席場次要多得多,其道理即在於此。大凡唱到“擺酒設宴”一場,就知道好戲要到了。

泱泱中國豈容得美利堅總統也來一次擺酒設宴的政治戲?總統的Texas BBQ牛肉宴,是選錯了地方,選錯了時間,也選錯了對象。中共領導人絕難 接受,在他們是客人的場合,居然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在,那怕祇有百分之一。我知道此中的厲害。因此,在接到邀請的第二天,2月23日,我就電話告知中國科學 院外事局局長(原在北大物理系任職,我認識):我收到了宴會邀請。如果當局不同意我接受邀請,就請及早告訴我,以便及時婉謝。

按常識判斷,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即使不高興也不會形之於色。更聰明一點,可以利用宴會一事,做出一幅寬容的姿態。所以,我估計,如果當局不容許我出 場作客,最可能的方式是通過天文臺或科學院直接通知我。事實上1986年後,凡不准出國、或不准去合肥參加學術活動等等限制,都是以這種方式通知我的。

3天過去了,直到我動身赴會前,並沒有任何明言或暗示要我拒約。那天下午,北京天文臺還派來汽車,要送我和李赴會。當局的悶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呢?一時真不好猜了。

確實,智商正常的人絕猜不到當局會採用如下的5大對策達到一個極簡單的目的:阻止我們赴宴。

 

第一對策:戒嚴截車。

2月26日下午5:30,我們同林培瑞夫婦乘一車從中關村保福寺916樓出發,一路向東,直奔希爾頓長城飯店。後來,司機告訴我們,我們的車一上 路,他就發現有另一輛車尾隨上了。但是,當時他沒有告訴我們。6:00左右,我們的車行駛至長城飯店附近的三環路口,發現戒嚴了。上百的員警虎視耽耽地橫 在路上,不准一切車輛通行。開初,我們還以為是為了布希一行的安全而實施的。哪知道,員警一發現我們的車到,立即密集攔截,戒嚴遂即解除。原來,戒嚴的目 的專是為了截住我們這輛車。

 

第二對策:最高特工當場指揮。

我們被截下車後,試圖步行去長城飯店,但很快就被一群便衣團團圍上,堵住了我們去往長城飯店的路。為首的一個黑粗粗的便衣,一看即知是個訓練有素 的打手,他上來就架住我,接著說:“我是這次布希來訪安全的最高特工負責人。美方特工提供給我們的名單上沒有你們二人,所以你們不能參加宴會。”可見,中 國最高特工當晚根本就沒有去保衛貴賓。

 

第三對策:停止公共交通。

不能向前,祇好向後。我們決定去美國大使館求證提供給“最高特工”的名單。這時,我們的車及司機都已找不到了。隨即跳上一輛計程車。該車走了數百 公尺,又被警車追上,再次勒令停車。不得已,我們祇好改去公共車站等候電車,或汽車。然而,員警還是比我們快,凡有我們等車的車站,所有過往公共電車汽車 都被員警命令不准在該站停靠,不准上車,也不准下車。在這些車站等車的其他乘客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陪同我們一起倒楣。

 

第四對策:陪同“散步”。

放棄乘車的念頭,我們向秀水街使館區步行。這時已約7:00pm,天色昏暗,氣溫下降。我們4個人的前後左右都有員警“陪同”,穿制服的,穿便服 的都有,還有一輛警車緊隨在後。每一個街角都有一輛武裝三輪摩托整裝待命。可以看到的員警至少在100個以上。至於看不到的後備隊,可能更多了。總之,一 兩個自由思想者,抵得上100個武裝的員警。

8:30pm,我們走到使館區,偶然路遇加拿大外交官霍雷(Horley)夫婦,他瞭解到我們的困境後,立即邀請我們去他們家小坐。員警無奈,不 能再“陪同”我們了,因為不能硬闖外交官的家。警車則近逼到這位外交官的家門口,處在待命狀態。 8:30-9:30,在Horley先生的家一小時中, 我們同許多記者聯繫上了。早在宴會進行時,許多記者已發現李淑嫻和我的席位是空的,知道事情一定有變。很想知道詳情。因此,我們決定下一站去香格里拉飯 店,那裡住有上百個專為採訪布希訪華而來的記者,可以讓更多的媒體知道今天倒底發生了甚麼。

 

對策之五:“護送”我們去記者招待會。

我們與香格里拉飯店的電話聯繫,當局必有竊聽。因此,我們很擔心,在離開Horley家去香格里拉時,可能又會遇到員警攔截,以阻止我們會見記 者。一上路,確實又有警車緊隨。但是沒有攔截,一路通行無阻,安全而準時地到達香格里拉飯店。之所以如此,最可能的一個解釋是,當局原計劃的阻擋方案中沒 有有關記者招待會一項。一個中央計畫政權,原計劃中沒有的,員警也就不去做了。(計畫對員警行動之重要性可由下例標語看到。1988年初,交通警察在北京天文臺前的路上寫了一條大字標語“為努力完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上限)計畫而奮鬥”。)

晚11:30,召開臨時記者招待會,發佈了我們的‘晚宴’經歷。北京數百員警的一夜按計劃的努力,沒有白費,終於搶了總統布希的鏡頭,成為第二天的頭條新聞。

 

南下蘇州

1989年3月6日晚,我乘京滬特快列車從北京南下。目的是去蘇州參加中國天文學會大會。同車走的還有其它3位北京天文臺的同事,以及顧安蘇。一夜順利,7日早上10點鐘火車準時進入上海新站。

一下車,就看到有3個人來接我,為首的是紫金山天文臺副台長楊縊泉。他們是當局委派來特殊‘照顧’我的。目的是不准我在上海停留,徑直去蘇州。因 為楊等都是天文界的熟人,我不能為難他們,爽快地接受了他們的照顧,坐進他們準備好的小車,立即離開是非之地上海。而其他4個來同上海者,則自行其便了。

楊縊泉倒也相當爽快,轎車開出上海站後,他第一句話就說:“老方,這次可不要在蘇州爆炸原子彈。我們是老朋友,一言為定。”

我當然明白‘原子彈’的含義,答道:“我這次祇有宇宙大爆炸,不會有‘原子彈’爆炸。”

事實的確如此。為了不給同行帶來麻煩,凡天體物理學術會議,我祇宣讀論文。免談國是。隔墻有耳啊。蘇州會議,當然也不會例外,除了宣讀原初宇宙大爆炸論文外,祇打算到蘇州觀前街上去買點豆腐乾。

在蘇州的5天會議中,不祇我自己的一切活動倍受照顧(連到觀前街也有專車專人陪送),而且,其他許多人也得到‘照顧’。整個會議期間,我們所在的 飯店,沒有其他客人。因為,當局已命令該飯店經理,這5天之內,不准再接待其他客人,也不准任何外人進店訪客。對外公佈的理由是,這些天文學家所研究的星 空和宇宙,都是高度尖端的,必須嚴守機密。與會的天文學家不禁為自己的身價突增,而飄飄然。

但也有人倒楣。有兩個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編輯,正在蘇州辦事,借住在蘇州大學。其中一位編輯負責出版過我的《天體物理學前沿鳥瞰》一書。他們得知我 在蘇州後,就邀我於3月8日晚上在蘇州大學食堂吃晚飯。我答應了。這個簡單的約會,沒有其他人知道。可是,在他們約我之後不到3個小時,就被蘇州大學當局 找去,盤問他們倒底是如何同方勵之聯繫上的,為什麼要請方來蘇州大學吃飯,等等。兩位朋友一一如實交待了。還好,沒有陰謀,當局對他們從輕發落:要他們立 即離開蘇州大學,不准再到蘇州大學來吃飯。

這件事很快在天文會議上傳開了。吸引了好事的天文學家們研究,當局倒底是用什麼方法能在3小時之內就得知方勵之要去蘇州大學吃飯的。可見,不祇隔 墻有耳啊。一些理論天體物理學家使用嚴密的邏輯排除了不少解釋;實測天文學家則使用他們的最拿手的方法━━證認飯店中的哪些人員是由安全部派來的‘釘子 ’。

謝天謝地,雖然有點小插曲,5天的會議總算圓滿結束。散會的時候,楊縊泉非常高興地來和我道別,似乎也是對我這個老朋友的一種感謝,他說“原子彈沒有爆炸!”當然不會爆炸,“原子彈”不是帶在我身上,而是蘊藏在社會中。

 

三百年和七十年

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1989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確有幾分準確。原子彈爆炸需要幾個條件。一,有足夠多的可裂變物質;二,把可裂變元素聚集在一起達到臨界品質;三,有及時發射的中子進行引爆。1989年的中國,這3個條件恰好都具備了。

首先,腐敗日益滋長,政治改革遲遲不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空間的狹窄,使越來越多的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個體戶、黨內幹部、甚至一些上層幹部都感到憤懣、壓抑和不滿,形成了數量可觀的可裂變元素。潛在的爆發能量處處皆有。

其次,1989年有好幾個紀念日,五四運動70周年,建國40周年,北京民主墻10周年,分散的不滿和憤懣很容易在這些日子裡集中到一起,使裂變物質聚集到臨界品質。

至於引爆的“中子”,幾乎是時時都有的。由當局蠢行所引起的小規模的風波,此伏彼起,從沒有斷過。比如,當局對那幾封大赦天下公開信的拙劣處置,就是能引爆的“中子”之一。

儘管如此,我當時並不覺得一次引爆就能完成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應北京五四70年紀念活動之邀,1989年4月4日,我寫了一篇文章“從北京天文臺 看中國民主進程”。我對歷史估計是:“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最有價值的作用是宣導將民主和科學注入中國文化……。然而,就民主和科學二者在中國的注 入進程來看,五四大體正好分別是它們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國剛剛開始她的民主政治的進程,而那時,中國已開始全面地接受現代科學,中 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過程已近結束。”所以,“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似還可以不必太悲觀,與三百年的科學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時間雖已不短,但 還不致令我們完全氣餒。”

意思是說,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前後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起始和終結的標誌性事件分別是:1607 年,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版歐氏“幾何原本”及隨後的中西曆法之爭;1914年(民國三年),中國正式採用基於現代天文學計算的曆法,“洋”曆通行。在民 國三年頒佈的曆書上特別寫有:“本年曆書系用東西各國通行之法推算”,這是300年才得到的結論。而1919年才引進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傳 統”衝突了70年。遠還沒有認識到德先生是“東西各國通行之法”,不奇怪。再“衝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四月和五月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可裂變元素聚集,終於大大超過了臨界品質。爆發了。歷史發展是不是加速了?

學生的請願和示威開始後,我的生活方式,大體是上午去天文臺工作。下午接受各種訪問者,有朋友和學生,有中外記者,當然來訪者中也有關部門的線人。晚上則是我寫學術論文的時間。

在所有記者訪談中,我一律都表示支持學生的訴求。但我一直沒有去遊行,也沒有去天安門廣場旁觀。原因是被全天候監視。早在學生請願的第3天,4月 20日,有關當局就開始在內部傳達,北京的學運是由方勵之夫婦一手製造和指揮的。並以此為由,伺機撲殺運動。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北京天文臺和學界的有心人 處處幫我防範,以使在全天候監視下,當局也無機可伺。

4月25日,席澤宗教授邀我去科學院科學史研究所做報告,那是我在北京的最後一次公眾報告。講的是北京天文臺的710年。元朝定都北京後,郭守敬 等建北京天文臺,曆元明清各朝,司天制曆。以北京天文臺漫長的歷史腑視人間,如今不過是又一新朝罷了。星移斗轉,潮起潮退,朝興朝衰,概莫能外。科學的 “法輪”已轉進了中國,民主的“法輪”也在轉了,今天的困境不過是它們轉動時的嘎嘎之聲而已。很巧,當晚廣播《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 亂”,群情譁然,果然,嘎嘎之聲又起。

4月27日,學生組織大遊行,科學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去了,目的是抗議《人民日報》社論。可以預料到,當局要以抓“一小撮人壞人”的方式,鎮壓運 動。這是中共鎮壓各種不滿情緒的慣用方法。李錫銘(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在內部已明說,這“一小撮” 組織遊行的,就有方勵之夫婦等。大家都熟知當局下一步 要做甚麼。果然,據參加遊行回來的人說,在遊行現場有傳言,說方勵之在遊行隊伍中“跑前跑後地”指揮。這是一個惡化信號。

惡信號製造者的計算,早被天體物理學家們預料到了,並先發制之。那天上午在天文臺原定就有一個報告會,由法國人Jean-Marc Bonnet -Bidaud 講“毫秒脈衝星”。這個活動,不僅沒有因遊行而取消,而且台長李啟斌教授(2003年去世)特別要我出面主持報告會,不少參加報告會的同 事都明白為何如此安排,一到會場(即在“跑前跑後地” 的謠言出現之前)就說:今天我們可以證明,方勵之沒有去指揮遊行,而是在指揮“毫秒脈衝星”哪。謠 言自滅。儘管如此,袁木等國務院發言人仍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點名:遊行是由方勵之等操縱的。

4月28日,第一次有人力勸我離家躲避,這是幾位年輕的同僚。他們從高層關係上得知,有關方面(李鵬,李錫銘等)正在具體研究如何對付方勵之等。 幾位年輕同事給我制定了甩掉跟蹤的行車方案,也安排了隱藏地點和聯繫方式。例如,約定的聯繫方式之一是,電話鈴響到第八次再接,等等。

我沒有接受這個安排,一則覺得局勢似乎還沒有壞到要躲的地步,二則我也不喜歡就此離開同事。但是,我接受了他們的忠告,騎車要注意後面,儘量不要走夜路,等等,以防不測。

5月12日,學生絕食,運動如火如荼。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也下降成第二條新聞。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感動了整個世界。一時似乎令人覺得中國的變化 就在前頭了。但是,學界的朋友,大都反對絕食。因為,“伺機撲殺”的危機並沒有過去。不少人想說服學生停止絕食。但不成功。

5月18日,香港大學張五常教授打來一個很懇切的電話,要我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我也是主張停止絕食的,幾乎被張說動了,想去天安門試 試。但最終還是克制了衝動,沒有冒然出發。張五常教授可能知道管惟炎和我有過一次成功的經驗,即於1986年12月23日夜,成功地說服科大學生結束在合 肥市政府廣場的靜坐示威。但那已經是我們的能力的上限了。我不具有說服天安門廣場學生結束靜坐和絕食的能力。

 

去大同

5月20日當局宣佈北京戒嚴,人心浮動,形勢更緊了。各種版本的黑名單,開始在國內外流傳。每個名單中都有我,祇是排名前後略有不同。

5月22日我仍去天文臺。同黃家聲(當時研究生,現為Harvard- Smithsonian Center for Astrophysics 研究員)討論我們的論文 “A historical supernova's lower limit to the galactic stellar collapsing rate”。 這是我在北京天文臺完成的最後一篇論文。

我接到不少國外同行的電話,美國的,歐洲的都有,建議我離開北京。恰好,天體物理界預定5月24日至29日在山西大同召開高能恒星天文學會議。當 時,交通已經不正常,許多學術會議都取消了。但天文界卻仍堅持原定計劃。這也符合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一個傳統,越是社會動盪的時候,天文學家越是要不間斷工 作,因為,那時的社會越是需要星占。現在,占星是不再需要了,但天空是最不理會社會動盪的。

5月23日,我和北京天文臺一位年輕同事劉玉林,一起去大同。北京火車站一片混亂。軍用列車佔用了北京周邊的車道,民用列車無法正常調度。我們在北京站等了一天,沒有等到去大同的車。不得不再回家。

第二天, 5月24日,我和劉玉林再去北京火車站。終於下午6:00有一班車去大同。車經過昌平的時候,整個車站十多條車道,都停滿了軍列,我們的列車在唯一的一條空閒軌道上穿行而過。兩邊的軍人就是後來從東面殺進北京的部隊。

劉和我於5月25日淩晨3∶00到大同。我在當天上午報告,題為“超新星1987A的高能過程”。儘管這裡也已被監視,會議仍一絲不苟地進行。

 

懸空寺前的“占卜”

5月26日,按會議安排,遊著名的恒山懸空寺(一名玄空寺)。這個建築堪稱一絕。整個寺院大小數十個殿堂,都不是建在地基上,而是掛在一面極大的 垂直的絕壁上。其哲學是,要想修煉以成正果,必須離開大地,隔絕世俗,不聞雞鳴犬吠之聲,告別紅塵的紛擾。它的歷史比北京天文臺還長一倍,已1400年。其中也許會有有價值的歷史天文資料。

會議參加者約30人,乘車到山腳,沿土路,漫步向寺區走去。遠遠就看到,在土路的最後一個拐彎處,站著一個人,衣衫襤褸,有乞丐狀。當我們這群人 走到拐彎處時,該人突然跑過來,從人群中一把拉住我,連說∶“我給你算命,我給你算命,不要錢,不要錢。”如前述,天文界的業餘占卜愛好者頗多。不禁想看 看這位“高人” 的功力。“讓他算,讓他算!”這樣,我就被擁簇到一絕壁下。30多與會者圍在“高人”周圍,似乎是在聽一場外加的學術報告。

人靜下來後,卜師首先說:“你是他的領導。”“他”指的是站在我旁邊的劉玉林。這不難判斷。我和劉的年齡差,一眼即可看到,猜到我們有師生關係,很簡單。然後,卜師拉著我的左手,揉。說道:“你的手掌小,肉厚,很柔軟。”這也不錯,但祇是描述性的說辭。蔔者又道:“這是虎掌。”心想,這是不是恭維話?蔔者稍頓數秒,結論有了:“不過,你現在是虎落平陽了,有大難,快往西走!”

眾占卜愛好者沒有提問,no comments.哄笑散。但有人心裡即刻明白了,這位“高人”,十之八九也是國家安全部的一位“線人”。不過,他可能是玩兒錯了地方,這裡研究各占卜學派的“高人”都有,他算是占門弄蔔了。

不管“高人”指點的迷津,我們還是照樣地走去,沒有向西,也沒有向東,而是向上。向上攀登懸在翠屏峭壁上的聖殿。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