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日
香港媒體社運人的一人一六四

 

 
「我係毛孟靜,當年我32歲,係法新社記者,八九六四早上,我坐車子穿過北京,感覺似鬼魅之誠﹔六四晚在住的酒店跟酒保對話,問為甚麼首都會弄成這樣子,對方認為是「領導人病了!」再問,甚麼病?他答﹕「神經病!」」
 
「我叫吳志森,當年我31歲,做緊記者,我記得每晚都要做新聞特輯,不斷有消息傳嚟,大家精神都好緊張,希望中國會進步,學生運動有好嘅結果,點知…. 」
 
「我叫李景昌,當年我中一,我記得一大早俾電视聲嘈醒,我立刻由上格床飛奔下來:佢哋做咩?」 
 
「我叫羅健熙,當年我5歲,我淨係記得果晚屋企開住電視,我趴響張床度睇,見到聽到電視機裏面好多軍人同槍聲。」
 
「我叫蔡淑芳,當年我30歲,係北京採訪,六四凌晨坦克和軍隊殺入,槍林彈雨下,目擊天安門血光,寫遺書,留見證,倖存的廣場活碑。」
 
「我叫陳健民, 我當年剛三十歲, 我淨係記得那段日子我非常悲憤, 夭志尋找中國民主化的道路。」
 
「我叫沈旭暉, 當年我10歲, 我記得寫左篇好長既文,同埋第一次見到屋企人因為新聞落淚。」
 
「我叫林輝,89年時我十歲,甚麼都不懂。身在香港,經歷六四,我學會了兩件事:我是中國人,和我要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廿三年來,念兹在兹:平反六四,民主中國。」
 
「我叫莫昭如。當年我在澳門。(黑鳥樂隊和民眾劇社應澳門國際特赦会之邀,到澳門参加人權音樂会。六月三日已在澳門)。
我在1968年的運動中獲得新生,所以我在89年的時候是21歲!
我在89年的民運又一次獲得另一次新生(它對我的生活和目的,都很有影響。)
記得在中國,民主運動遭到鎮壓。我們與澳門的十万人一起示威。
遺忘了那些已被遺忘的,但很想知道,有那些人因參與民主運動仍在監獄中。
我想知道如果沒有六四鎮壓,中國和世界今天會是怎麼的樣子。
能夠了解便不用怕了!
那一天我們参加了澳門的十万人一起遊行,到市政廳前廣場時做了一場畢生難忘的演出。其後參与了街頭劇演出、出版民主牆單張、翻譯有關文獻、支援往後与六四有關的行為藝術表演等等。」
 
 
「我叫張超雄,當年我在美國唸書,一直不能忘懷電視傳來的北京天安門畫面。我相信六四是中國人的照妖鏡,一問便知正與邪!」
 
「我叫謝志峰,當年三十四歲,有份目睹部分六四情況,我記得當晚一排排子彈光由天安門廣場西南方遠處由地面向夜空飛竄,金水橋毛澤東畫像眼下火光四起,軍隊如潮水般湧入廣場鎮壓了一場全民民主愛國運動,如果六四不平反,我看不到民族的前途及文明的意義!」
 
「我叫潘小濤,當年我二十歲,六四前曾到北京聲援學生,屠城前已返港,之後每年,只要在香港都會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也主講過無數講座,向學生及公眾講述六四的經過及意義等.黑夜總有盡頭,寒冬必會過去,只要我們不放棄正義,終有一日我們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六四死難者!」
 
「我叫曾健成(阿牛),當年33歲,任職建築判頭。我感覺學生站出來反貪腐,中國有得救了,但當六四開了第一槍,我醒覺到現在不繼續爭取中國民主,我的下一代就沒有一個民主、公義的社會空間。做父母的都是辛勞為下一代能安居樂業,有人拼命創業賺錢,令下一代享福,阿牛則選擇投身民主運動盡一己之力改變社會,為下一代打造一個民主、公義的社會。廿多年來風雨不改,為民主運動出力,為社會公義發聲。民主運動尚未成功,戰友們仍須努力。民主萬歲!」
 
「我叫鄭妙珊。當年廿五,澳門大學政治系。在澳新華社門外靜坐、手寫聲明,與天安門同呼吸,無幸就義,終身烙印。作為詩人,我以詩繼續革命鄭妙珊。」
 
「我叫張國柱。當時37歲。六四是心中對中國的最痛,促使我更堅定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出席了22年來的燭光晚會。」
 
「我叫劉偉明,當年20歲,大專一年級。六月四日早上,我呆呆看著報紙,沒有哭。這廿三年,除了有一年工作不在港,我每年都去悼念六四死難者的燭光晚會。這是我們必須背負的責任:在公義還沒有伸張之前,我們絕對不可放棄,否則對不起死者,也對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