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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可憐天下慈母心(丁子霖根據羅維母親提供的書面證詞撰寫)

可憐天下慈母心(丁子霖根據羅維母親提供的書面證詞撰寫) :

2004年4月1日

 

一位81歲的老母親,在她兒子遇難十五周年前夕,寫下了這樣一段回憶: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 羅維下班後幫我做了晚飯,吃完飯,他還洗了碗,就坐下來看北京電視臺的新聞。……大約7點鐘的時候,他準備騎車去天安門。當時,他的小侄女抱住他的大腿,說:‘叔叔不要走,陪我玩!’ 羅維回答她:‘叔叔9點就回來,再跟你玩。’那時 羅維的父親也對 羅維說:‘你去幹嗎!那裡人很多,恐怕進去了就出不來了。’但 羅維已同一位姓陳的好友約好在教子胡同口集合一同去天安門,也就沒有聽他父親的勸阻,騎車逕自走了。

“……那個晚上我總是放心不下,從9點鐘起,每隔個把鐘頭我就起床去他的房間看一遍,但他的被子一直沒動過;第二天早晨約5點,我又去看時,被褥依然未動。我忐忑不安地把這個情況告訴了 羅維的父親。他當時已是70多歲的人了。他一聽就猛地坐起對我說:‘糟了!恐怕象“四五”那樣被關進去了(指1976年清明節由悼念周恩來引起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當時軍警抓了很多人——引者)!’我隨即下樓去馬路口探望,卻一眼見到附近電線杆上貼著的一張小字報,走前一看,見上面寫著:‘慘!慘!慘!’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上面還寫著昨晚宣武醫院死了多少人,別的醫院又死了多少人,等等。我沒有停留,急忙跑到報國寺路口,但見大街上一片狼藉,滿地都是石塊,賣菜的鐵皮貨攤橫在馬路中間。當時我想,要是被這些石塊打著不死也是傷啊!

後來, 羅維的妻弟從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找到了 羅維;而在這同時, 羅維所在的工廠也接到了醫院的電話,廠裡一位元姓王的廠長帶著兩位同事陪我和 羅維的父親到了醫院。我們趕到醫院見到 羅維時,他還活著。 羅維臉上無傷痕,卻不知道他的傷在肚子裡,我們還覺得可以放心,誰知晚間來了病危通知。當天晚上(6月4日)他妻子在醫院值班看護,第二天6月5日我又安排 羅維的姐姐值班,但 羅維終因搶救無效,於6月6日早上8時死亡。”

 羅維的母親在回憶中說, 羅維肚子上被射中的是顆炸子。她說她見到 羅維的時候是在第一次手術之後,她至今都不知道 羅維的肚皮處究竟有幾處傷,但當時的傷口是用很寬的紗布捆上的。 羅維就躺在病床的褥單上,褥單上都是血、水和尿。她請求護士換過一次褥單,但一會兒又都是血水了。她說,兩年以後,羅家的一位以前的鄰居告訴她,說兩年前他就聽廣安門醫院的一位大夫說過: 羅維碰到的是一顆炸子,把腎、脾、十二指腸都炸壞了……她說她相信這個說法,因為她一直保留著當年醫院開出的“死亡證明”,上面寫得很清楚,是槍傷,傷及腎、脾、腸,等等。

她還說, 羅維不僅被一顆炸子擊中,而且在左胸部的皮下,還留下了一顆沒有炸開的子彈。在第二次手術時,一位外科主任把這顆子彈取了出來,還放在一個盤子裡拿到手術室外讓親屬看過。 羅維胸前還有被利器刮傷的血痕,像是他中彈倒下時被自行車把刮傷的。

 羅維的老母忘不了兒子臨終時那個生離死別的淒慘場景。前不久我和張先玲女士去看望她時,她對我們說:“當時我在醫院見到躺在病床上的兒子時,我並沒有想到他會死。 羅維當時還有意識。我問他:“你怎麼樣?”他沒有說什麼,只流下了一滴綠豆般大小的眼淚。過了一會,他很勉強地問了我一句:“薇薇( 羅維妻子)怎麼沒有來?”於是我派人把他妻子找來,守護在他的身旁。當時廣安門中醫院設備極差,連氧氣都沒有, 羅維只有熬著,一直熬到停止呼吸。

據事後瞭解,6月3日那天晚上, 羅維與一位姓陳的好友一起騎車至複外大街的木樨地,羅是在附近的工會大廈前中彈的。開始由民眾送往復興醫院搶救,因該院傷患太多,又把他用平板車送往廣安門醫院。至於 羅維的那位好友,自羅遇難後就再沒有與羅的父母聯繫過,因此 羅維遇難的詳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羅維出生於1958年3月,畢業于北京66中學。在文革後期,羅到北京郊區的大興縣插隊。77年恢復高考,他從該縣考入北京鋼校中專電力專業,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工作,在廠期間又考上北京電大電子專業。 羅維在廠裡工作積極認真,為人處事誠懇,遇難前已晉升為助理工程師。 羅維的老母親對我們說, 羅維遇難後廠裡曾給他作了一個“鑒定”,對 羅維的評價比她現在記憶中的還要優秀。可惜,這個“鑒定”經幾次搬家已想不起來交給誰或放在什麼地方了。老母親說起 羅維,帶著一種特有的愛憐。她說羅是她的小兒子,老三。平時很愛讀書,電大畢業後很想考研究生,因此,即令是周日也不肯放鬆。像他這一批孩子在“文革”中,在應該好好學習的時候卻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耽誤了學業,因而在文革結束後總想搶時間多學點東西。 羅維在這段時間裡對英語極感興趣,曾參加過“託福”考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家裡, 羅維也是兩位老人的好幫手,平時買菜、做飯、修理家用電器等等瑣碎的家務事他總是主動地承擔起來。他哥嫂公派出國了,留下了一個僅僅5歲的小侄女,他也總是悉心地愛護和照料。

 羅維的老母親說起這些,無法遏止內心的痛楚。她對我們說:“自從 羅維遇難後,我作為一個母親,常常都夢見他,和他說話。在我的心裡, 羅維也應該有他自己的成家了,因此我這樣問他:‘ 羅維,你搬的家房子怎麼樣?’他回答說:‘房子太小,我還是要回來的。’我猛一驚醒,原來竟是南柯一夢!我痛哭不止,眼淚濕透了枕巾。十五年前 羅維遇難的時候剛過31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想不到就這樣走了。”說起這些,老人言語哽咽,不勝傷感。

我同這位老母親相識,已快十個年頭了。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期,這位老母的一個旅居美國的女兒乘回國探親之機找到了我。她說她在海外見到一份“六四”死難者的名單,但名單中沒有她弟弟 羅維的名字。她特地來找我,就是想向我提供她弟弟遇難的詳情以及她父母的景況。這在當時,她是作為死難者親屬最早向我們提供尋訪線索的。我們得到這個線索後,很快就與 羅維的父母取得了聯繫。但是,由於兩位老人都是知識份子,長期處於受壓抑的境地,更由於那些年管區的員警常常去找他們問話,因而在開始同我們接觸的時候免不了有所顧忌,他們既不敢從我們手裡接受來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更不敢參加難屬群體的連署活動。但這位老母親對人對事極有見地,經過多年的觀察、思考,她終於和我們走到一起來了。有一次,她對我和張先玲女士說:“自從認識了你們,我這才知道受難的不僅是我一家,有那麼多受難的母親在一起抗爭,對我是一個寬慰;我也明白了當年死那麼多人,這是政府的責任。”打這個時候起,她勇敢地在群體的公開信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自然又招來了員警的問話,但她已不再懼怕。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她作為年逾8旬的耄耋之年,為了給歷史留下一份見證,還強忍著痛苦親筆寫下了當年她兒子遇難的經過。在這篇文字的結尾處,她表達了這樣的願望:“但願能看到‘六四’真相公佈于世人的一天,以此來撫慰眾多無辜者的亡靈。”

現在,這位風燭殘年的老母親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要算是 羅維遺骨的安置了。為此,她給難友們寫下了這樣一封信: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難友們:

我已是一個年邁的母親(81歲),不知是否能看到“六四”問題的解決。我誠懇地拜託你們,將來把 羅維的墓穴移至與你們的孩子葬在一起吧!深深地向你們一鞠躬,感謝了!

 羅維的遺骨原由其妻安葬在八達嶺人民公墓,現在其妻已經改嫁且在外地工作,作為生他養他且深深地愛著他的老母親,怎能不考慮讓她的兒子有一個最終的歸宿呢!

(丁子霖根據 羅維母親提供的書面證詞撰寫 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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