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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9日:丁子霖:血染的紅背心——北大學生孫輝之死

丁子霖:血染的紅背心——北大學生孫輝之死 :

2003年12月9日

 

在1989年的那場大屠殺中,有一位死難者是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學生。他的名字 孫輝。他是在6月4日那一天遇難的,時年19歲。原藉寧夏石嘴山市。

1989年6月4日8時左右, 孫輝騎車出了北大校門,匆匆趕赴天安門方向。他是主動接受同學們的委託,去尋找4日淩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而未見歸來的班長和幾位同學的。當時,自3日晚開始的那場殺戮尚未停止,當他行至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的時候,正遇上殺紅了眼的戒嚴部隊士兵瘋狂地朝人群開槍,他沒有躲得了這一劫。罪惡的子彈從他左腋窩穿過心臟由右腋窩射出,鮮血染紅了他那件印著“北京大學”字樣的汗背心,隨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後人們議論,也許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嚴部隊射擊的目標。因為開進首都執行戒嚴任務的士兵被告知,他們要平息的那場“暴亂”是北京的大學生發動的。

我知道 孫輝的名字是在慘案發生的4年以後。在北大化學系,有一位元叫肖波的青年教師也是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我在尋訪其親屬的過程中,從北大的一位人事幹部那裡知道了該系的另一位死難者,他的名字叫 孫輝。當時她悄悄地向我提供了 孫輝親屬的地址。記得那是在1993年7月。之後,我給 孫輝在寧夏石嘴山市的親屬寫了一封信,很快得到了回音。

在以後的幾年裡,我與孫家一直保持著聯繫。1997年1月,我接到了由 孫輝的姐姐寫給我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她盡情地傾訴了她對亡弟的深深思念以及她全家在 孫輝遇難後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和不公,這使我對這個不幸的家庭有了更多的瞭解。她在信中說:

丁姨,您好!非常感謝幾年來您所給予我們家的幫助,特別是精神上的這份安慰。不知您是否想得到,在這七年裡,(從您那裡得到的)每個消息對我們這個陷入絕望中的家意味著什麼,那是我父母活下去的希望。您來第一封信時,我奶奶還健在,當時的情景我一直都不願想起。這封信我寫了兩天,每次拿起筆來,眼淚就忍不住,心裡總是平靜不下來。

“六四”給我們這個家庭的打擊是沉重的。我做為姐姐已經感覺到終生都會有一種痛楚伴隨著對他(弟弟)的思念,那麼失去兒子的父母又將會怎樣呢。您,還有我的母親,心裡是最清楚的。我總是希望自己能給老人以最大的安慰,但我知道他們內心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他們渴望瞭解事實的真相,渴望得到一種支撐,錢物對他們已無所謂,他們想的是我的兒子不能就這樣走,否則死都不能瞑目。我想許多死難者的親屬都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我從來不對家裡人講當年我在北京的感受。出事的前一個星期,我弟弟到過我們學校,當時我在瀋陽上學。那時他剛剛(在北京)參加完絕食,精神很好,但顯得疲憊,在我那裡睡了一個下午。傍晚時我陪他出去玩,在路上他揀了一個玩具環,在手裡搖來搖去。我當時非常高興,因為我們姐弟從春節分手後已經快半年沒有見面了。他比在家時長高了,象個男子漢,相比之下,我倒象個妹妹。他在我學校裡住了三天,沒想到這短短三天相聚,竟是我們姐弟倆最後一次。

5月30日,電視、電臺(廣播)讓各院校學生回去上課,絕食的學生回去檢查身體。當時他不想馬上回去,準備去大連去看他的同學,我怕絕食影響他的身體,覺得學校還是最安全的,沒有同意他去(大連)。這是我一生都不能原諒我自己的。我這麼多年,換單位,換工作,和朋友們說話,總覺得有許多痛苦、許多憤怒無處發洩。如果當時他去了大連,也許一切都不會發生。

大約是6月7日,我只記得那天是端午節,我所在學校的領導找到我,說我弟弟病了,而我當時正等弟弟給我回電報,準備一起回家,壓根沒有往別處想。我連夜坐火車趕到北京,當時陪我去的是我在學校的一位男朋友。當時他可能已經知道了,但他沒有跟我說,所以下車我就直奔北京大學我弟弟的寢室,在寢室過道上我看到一副花圈,當時我心裡開始跳,到他寢室門口,門鎖著,門上寫著“ 孫輝千古”的挽聯。但我怎麼也不相信他死了,我想肯定是弄錯了,因為我們分手才幾天,所以我又往化學系教學部跑。這時,我的那位朋友攔住了我。我覺得當時我快瘋了,不是因為悲痛而是因為憤怒。不是說沒有殺人嗎?我見了我弟弟那個系的領導,我見了誰都想吵。那一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後來我知道,我父親那邊,又是審查,又是公安問話。我父親趕到北京已是我來北京的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一起來的,我母親和哥哥留在家裡。

家裡的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弄蒙了。在北大化學系的按排下,草草處理了後事,骨灰因為當時車站查得緊,也沒有帶回去,寄放在八寶山。以後的幾年,我每次上學路過北京時都要去看看。後來我畢業了,父母不放心我在外邊工作,讓我調回家鄉。家裡人去北京的機會少了,我也沒有機會去北京了,我就把弟弟的骨灰帶回了寧夏。那天我們在車站一家人哭做一團。這麼多年來,想起這些事仿佛就像昨天一樣。

我不清楚將來會怎樣,只是希望人們不要忘記他們。他們是為這個國家多一份真理而死的,這種血腥的屠殺不應該發生在這些孩子身上。我們這些活著的親人不能這樣甘心承受這些痛苦,能為這些死去的人做點什麼,我想我們的痛苦會減輕一些。

現在社會上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在老百姓心裡積憤越來越多,許多企業開不出工資,鄭州前幾天一對夫婦自焚在省政府門口,權大於法在社會上已不再是秘密。當初,各大院校的呼聲(反腐敗)是對今天這一切的預言,學生的要求是對的,所以我希望在“六四”中失去親人的朋友們,能夠互相聯繫,互相支撐。……

這封信我至今仍保留著,我想我應該把它保留下來。現在很多人都不願再提起十五年前的那場大屠殺了,一些年輕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共產黨曾經在北京街頭殺過人。幾年前,曾有一位上中學的女學生給我打電話,質問我在《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一書中記錄下來的一個個遇難者個案是不是真的?我回答她,我對書中所寫的一切負責。我在這裡引述 孫輝姐姐的這封信,就是想讓今天的年輕人知道,在1989年6月3日這個黑色的週末,在中國首都北京確實發生過一場大屠殺,有成百上千的大學生、中學生和無辜平民倒在了共和國的槍彈和坦克履帶下,北大學生 孫輝遇就是其中的一個。 孫輝遇難的時候,也就是他們今天這個年齡。我想,今天的大學生和中學生,都應該讀一讀這封信!因為這是歷史!是無法掩蓋的歷史!

 孫輝的死,全家的希望成了泡影,更給他的家人留下了無法彌合的傷口。他的父母幾次來信說到, 孫輝是鄉間鄰里公認的好孩子。他學習非常勤奮,從小學到高中都是班裡的第一名、三好學生。1987年, 孫輝在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他父母考慮到家庭經濟困難,讓他提前去考大學,結果考上了;但他不滿意一般性大學,執意要考上一所名牌大學。第二年高中畢業,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北京大學,果然被他考上了。這對一個偏遠貧困地區的礦工家庭來說,那是多大的喜事啊!

 孫輝的遇難,在當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噩耗傳來,當地的親戚、鄰居、同學及很多同情者,整整三天排著長隊來孫家弔唁,人人痛惜他英年早逝。一場從天而降的劫難,頃刻間毀掉了一個本來有著美好未來的家庭。“一個好端端的孩子,現在什麼都沒有了,留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孫輝的母親痛不欲生,眼睛哭壞了,頭髮一夜之間全白,心臟病頻頻發作,怕看電視,怕聽電視劇裡的槍聲,人衰老得不成樣子。她念念不忘愛子,經常以淚洗面。

 孫輝的父親雖然性格剛強,但也頂不住突如其來的打擊,一年之內,牙都掉了。

 孫輝的奶奶痛失愛孫,哭得緩不過氣來,一埸大病不起,不久含恨撒手而去。

不到一年,孫家痛失兩位親人。從此,孫家再沒有了歡樂。

然而,孫家的苦難並沒有到盡頭。 孫輝遇難後,當地派出所把他的家人視為“管制分子”,嚴格限制他們的行動。 孫輝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師,以前常常出公差,現在連他去一趟省會銀川都要經保衛部門批准,而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居委會進行監視。 孫輝的姐姐在弟弟遇難的第二年畢業,當局命令她只能回原籍,不准進機關、不准重用,不准調離。最後,她被迫辭去了公職,離開寧夏老家去鄭州自謀職業。

95年 孫輝的父親被提前退休。他想去鄭州女兒那裡養病,可兩位老人還沒到鄭州,當地的派出所及女兒單位的保衛部門就已安排好監視他們的人員。由於養老金不能按時發放,孫父只得在鄭州租個房子,搞點小買賣,可是派出所竟派人找到房東,說他們是“政治犯”,房東嚇得再也不敢把房子租給他們了。

更令人髮指的是,在鄭州居住期間, 孫輝父母的住家前後有6次被當地的公安非法查抄。在2000年12月的一次,當地員警帶了一群大漢,以收查所謂“爆炸品”為由,翻箱倒櫃搜了一個遍,最後把女兒買給兩位老人的手機都抄走了。幸好他們早有防備,事先把一些有關的來往信件及難屬群體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之類“敏感材料”燒毀了,否則又會大禍臨頭。

兩位老人這麼多年來受盡了欺凌和打壓,但從沒有在當局的淫威面前彎下過腰。在他們給我的一封信裡,孫父這樣寫道:“弟弟不會辜負姐姐(自93年以來,孫父與筆者一直以姐弟相稱,孫的姐姐也一直以姨稱呼筆者)及全體受難群體的希望,(我要)愛護受難群體的榮譽,絕不做對不起死難親人的事情。弟弟一生愛恨分明,以仁義為重,即使頭掉了也不會喪失信念。”

1999年是“六四”大屠殺十周年。在這一年的5月17日,我們108位“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為了尋求正義,追究大屠殺的責任,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李鵬的訴狀。在這份訴狀上簽名的,就有 孫輝的父母和姐姐。為此,他們三人共同提供了一份詳盡的證詞,並一起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在證詞和採訪中, 孫輝的父親憤怒地控訴了大屠殺的元兇李鵬,他說:“我的兒子被李鵬這個屠夫殺害了,如今我又年邁。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中國無我立足之地,處處受監視,無一點自由,我要大聲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們支持我們討回一個公道,還我們兒子的血債!懲罰中國屠夫李鵬!”

補遺:我撰寫完這篇文章,再次翻閱了孫家給我的全部信件,發現有一件事遺漏了:2000年7月,孫家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的信件,來信者姓何,他說他是 孫輝當年的同學,而且是同一班同一宿舍的。他說,十年啦,一直無法取得聯繫。但他聽到、看到了美國媒體上的許多報導,知道國內有一個“六四”受難群體一直在堅持抗爭,又從互聯網上知道了 孫輝父母的名字,於是就給 孫輝在寧夏的家裡寫了這封信。但當時孫的父母已移居鄭州,那封信是從寧夏輾轉三個月後才送到孫父手裡的。後來孫父又收到了那位同學的來信,信中告訴他,原 孫輝所在的北大化學系,僅 孫輝的同班同學就有20多位留在了美國,他們都十分懷念死去的老同學,並對 孫輝的父母表示問候。這件事說明,經歷過“六四”事件的人們並沒有忘記當年的那場大屠殺,也不會忘記那些在大屠殺中死去的人們。在這裡,我希望不僅“六四”事件的親歷者,而且所有的中國人都能記住1989年6月4日這個血腥的日子。一個沒有記性的民族,只會有黑暗的過去,不會有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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