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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日:張先玲:我與天安門母親一起抗爭和磨練

張先玲:我與天安門母親一起抗爭和磨練 :

2009年4月3日

 

一,四·二六社論

我經歷過1949年以後的每一次運動,只是運動的內容離我近一些或者遠一些而已。從最早的土改到最近的“文革”以及鄧小平上臺後的鎮壓“西單民主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

由於我出身“不好”,從十幾歲開始,心中就有了“階級原罪”感的烙印;加上我天性自由、恬淡,不喜歡政治、黨派這一類的事情,所以在一切運動中都是被動的、逍遙的,從不積極參與。在全國沸騰的“文革”中,我依然逍遙,但心裡對當時過度的個人崇拜,和四人幫的一些做法、觀點有不同的看法。於是自己認為:大概是我出身的緣故,為什麼大家都認為是正確的事,我卻看不慣呢?真的是“階級烙印”需要改造啊!由此可見我當時思想的幼稚,這也說明“狼奶”餵養的成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卸去了“成份論”的包袱,改正了一些冤假錯案,使我的精神為之一振,覺得中國有了希望。對於鄧小平、 胡耀邦、萬里和一些改革派的領導人,敬佩有加。現在想起來,這倒是和我的出身有關。我在封建大家庭中長到十幾歲,1949年以後又接著喝“狼奶”成長,潛意識裡有很多的封建觀念,基本上是“聖君賢臣”的模式,所以把國家進步的希望都寄託在他們的身上。所幸我的父母很有文化底蘊,生性善良耿直,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播下了正義、平等、博愛的種子,使我終於在經歷了六四喪子之痛後,能夠站立起來進行抗爭。

對於1989年轟轟烈烈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我開始是持旁觀的態度。我曾告誡正在高中讀書的孩子 王楠不要去天安門,要專心讀書。因為根據我的經驗,運動最後都是一部分人被整肅,倒楣的肯定還是學生。我和 王楠平時很融洽,幾乎沒有代溝,為此他還在當時的“午間半小時”節目中投稿表揚過我。但在那次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上,我們卻常常發生辯論。他在學校午休時常去天安門照相和聽人們演講,回家來就把他的收穫講給我聽,慢慢地我對學運的情況也關心起來。

最終讓我的態度發生根本改變的,是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那篇社論引起我極大的反感。我認為學生們的行為、出發點是好的,是為了反貪污、反官倒。當時的示威遊行,都是有秩序的,和平的,無任何暴力行為,絕大多數的群眾都支持學生。政府對學生及群眾的要求(上百萬人的要求呀!)竟然採取不聞不問不理睬的做法,完全是對人民的不尊重,還不如封建社會的皇帝。現在又倒打一耙將學運定為動亂,將學生們打到對立面,不僅不公平,也會使事態惡化。“四、二六”之後,我和 王楠有了共同語言,我們一致認為政府的做法是無能的表現,是對群眾的蔑視,也暴露了專制的面目。不過那時我以為是領導層的問題,並沒有認識到是共產黨的本質決定的。我開始站在學生一邊,當我知道 王楠參加並組織了學校的“五、一七”大遊行時也沒有責怪他。

這時,我開始對“清官”政治產生了懷疑。

 

二、血的代價,擦亮了我的眼睛

提起二十年前那個恐怖的屠殺之夜,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顫,那錐心裂骨的喪子之痛,將伴隨我一生。

1989年6月3日晚上十一點多鐘, 王楠已經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樓上,我們正準備躺下休息;突然一陣清脆的類似鞭炮的響聲劃破夜空,“開槍了!”我的丈夫驚呼。我馬上的反應是:“不可能!”,我想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哪?即使開槍也是橡皮子彈。緊接著一串串的槍聲、救護車的笛聲、人群的口號聲交織成一片。我絕對不相信,經過“文革”剛剛“撥亂返正”的共產黨,會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槍!我不相信是真的子彈。直到有朋友來電話,敘述了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殺現場,我才突然想起 王楠!趕緊跑到窗戶邊向對面的11層望去,看到他房間亮著燈,“他沒出去!”我的心放下了。但聽到這持續不斷的槍聲、笛聲、人聲,我還是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腦海裡一片混亂,怎麼真開槍!學生怎麼辦?街上的群眾怎麼樣了?事情怎麼結局呀!……

6月4日淩晨,我推開 王楠的房門,看見床鋪沒有睡過的痕跡,桌上留了一張字條:“我去找同學了。6、3”。直到下午他都沒回來,也沒有電話。一向鎮靜的我此時心亂如麻,失聲痛哭。來我家看望的人都安慰我說:“有不少人被抓了,問清楚後會放出來的。”親友們分頭找了兩天,去了24家醫院沒有找到 王楠的遺體。但看到那種淒慘的情景,有人進門就放聲大哭,有人切齒怒駡。我則抱著一絲僥倖的心情,在煎熬中等待 王楠的歸來。

直到6月14日,接到月壇中學的電話,讓我去護國寺中醫醫院辨認一具無名屍。到醫院後醫生說,這是從天安門西側28中學門前挖出來的,一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為他年紀小又穿著軍服,以為是戒嚴部隊的戰士,所以拉到醫院了,經戒嚴部隊辨認不是戰士,才通知了學校。從服裝和體貌特徵辨認,肯定是 王楠無疑。幾天後他的同學來看我,說 王楠在離家前給同學打過電話,說他要去拍攝歷史的真實鏡頭,想不到他最終用年輕的生命見證了真實的歷史。

一周之內我滿頭黑髮中長出了一叢叢的白色,失去孩子的母親,心中的悲憤無法形容。當巨大的悲痛稍稍平息之後,我內心理性地告誡自己:不能瘋了也不能哭瞎了眼,還有些事沒搞清楚:他是怎麼中彈的?孩子頭上有繃帶,誰給他包紮的?為什麼沒送醫院?又是誰給埋的?為什麼要埋?就在這時有同事告訴我,在 王楠曾經就讀過的中學,6月4日早上6點鐘值班人接過一個電話,自稱是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的吳姓男士說:你們的學生 王楠一點半鐘在南長街南口中彈,三點多鐘死亡,學生證號是:*****……。我想他能報出這麼長的學生證號,證件可能在他手裡,至少他是個知情人。於是我開始了查清兒子死亡真相的征程。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終於基本查清他的遇難過程,找到了給他包紮的醫生和一些目擊者。我曾寫過一篇《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將他的遇難情況公佈於眾。從中可以看出六四屠殺的殘忍。

在這個過程中,我瞭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傷,我感悟到這不是我個人的殺子之仇,這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國家的恥辱。也不僅是某一個人的決策問題,而是這個制度的問題。我開始對共產黨產生懷疑,對幾十年灌入我腦子裡的道理產生了很多問號,促使我去學習、思考。由一個不關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地向公民轉化,我從一個悲痛的母親走向尋求正義、討還公道的公民。

 

三,坎坷尋訪路,化解了我的痛苦

 

大概是1990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一次電視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問題時說:不是我們不公佈六四死者名單,而是家屬不願意公佈,因為他們認為那會有辱他們的形象(大意)。我聽了之後非常氣憤,當即打電話到電視臺總值班室,我說:“我聽了李鵬的回答,那純粹是說謊。我的孩子在六四遇難,我不認為有損形象,我要求公佈名單。李鵬說家屬不同意,從來沒有任何人找我徵求過意見,他都問過誰了?有證據嗎?”我還說了自己的住址、單位、電話以及身份證號,我要求接電話的人向李鵬或有關部門轉達。他答應了,可一直沒有下文。

那時我已和丁子霖女士相識,經常在一起談論六四發生的問題。他們夫婦在民主法制方面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我們談到李鵬電視答記者問的謊言,都十分氣憤,慢慢地萌發了要尋找遇難者的念頭,一則有了證據可以揭穿政府的謊言,二則大家同病相憐,可以互訴衷腸,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正在這時尤維潔女士在 王楠的骨灰盒上放了一張字條,希望能和我們見面;1991年的春節,我和丁子霖、尤維潔三位難屬第一次聚在一起。通過交談我們感到有的遇難者家庭,不僅精神受到打擊,經濟上也有很大的困難,更加堅定了我們尋訪的決心。

我曾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一篇報導:美國一位黑人母親瑪麗為了收集殺害女兒兇手的證據,在記者的説明下追尋五年,終於將兇手告上法庭。還有一位臺灣的柯媽媽,為了兒子的死,在臺北立法院門前站立示威了八年,爭取到立法保護交通事故的受害者,為以後的人們討還了公道。這些母親的事蹟激勵了我,使我增強了尋訪的信心。由此我們想到必須掌握確鑿的證據,才能和政府講理,既然尤維潔有找到同命運人的想法,肯定也還有別的難屬這樣想。於是,丁子霖夫婦和我在多次談論之後,決定走上這條坎坷的尋訪之路。

我們雖然知道一些線索但不詳細,那時的形勢還很嚴峻,我們只能迂回曲折、想方設法、小心翼翼,才能找到遇難者的親人。在那種高壓的恐怖氣氛中,尋訪的艱辛不是幾句話說得清的。尋訪中有的家庭確實有經濟困難,可我們也是工薪階層,能提供的幫助極為有限,雖然想了一些辦法但都沒成功。後來丁子霖女士從她的學生那裡募集到第一筆捐款,分送給兩個丈夫遇難的單親家庭。1992年有一批留美學生回國,他們在美國電視上看到對丁子霖的採訪,於是去人大找到了她,並帶來了全美學自聯募集的捐款和一些遇難者的家庭地址,使我們的尋訪活動有了新的進展。以後,丁子霖不顧個人安危,在國外媒體上多次呼籲,得到了世界上善良人們的支持,使得人道救助活動得以堅持至今。

在尋訪過程中,我們頂風冒雨走過多少大街小巷!酷暑嚴寒不曾擋住我們尋訪的腳步,而有一次甚至被人推出門外。但我不覺得屈辱也不氣餒,我心中有著母愛和良知的支持,這是我作為一個母親和公民的責任。有人不明真相或者出於害怕,阻撓尋訪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能更說明政權的黑暗。

在尋訪中我也曾多少次地被感動:有的年輕人既不是受傷者也沒有親人遇難,他們只是憑著良知和胸中的正義,為我們提供線索,幫我們尋訪,影響了自己的工作、生活,以致受到傳喚、監禁,他們的行為激勵我前行。有一次我找到一位難屬,她聽我說明來意後放聲痛哭,她說:“六年了!我想總會有人在管這件事!”她倒出了心中的苦水,擦乾眼淚加入了尋求正義的行列。還有一次尹敏和我去尋訪她得到的線索,當走進袁長祿的家時我們驚呆了!一位癱瘓在床的老人,和一個同樣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少女!由袁老的大女兒一邊工作一邊照顧他們,女兒也還有自己的家啊!老人告訴我們,他是1947年參加軍隊的老戰士,身上還有那時留下的子彈,沒想到他們的大兒子 袁敏玉,竟被部隊的子彈殺害了。

剛開始尋訪的時候,有位年輕的朋友說:“你們兩個老太太,能找出什麼結果哪!”可是我們不這樣看,只要努力就會有結果,在多方的支持下遇難者名單在增加,參加尋訪工作的母親也在增加,1994年由丁子霖夫婦撰寫的《丁子霖——“六四”遇難者名冊》終於在海外出版,將真相公佈於世,我們有了結果!

在尋訪中我化解了自己的痛苦,因為有很多人比我艱難得多。分擔了他們的痛苦,也就減輕了自己心中的哀傷。

 

四,我與群體一起經受磨練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期間,當我得知丁子霖夫婦被無錫警方拘押的消息,心亂如麻。第一次遇到這種事不知如何是好,以前有事可以找丁子霖商量,都是她和外界聯絡。現在他們被扣了,我去找誰哪!正在這時徐玨來找我,她說吳學漢知道丁子霖夫婦被扣,建議我們寫一封抗議信公開發表。我認為他們的建議很正確,於是擬好了信稿,討論的時候為了防止員警抓人,我們約好在紫竹院公園的小山坡上見面,除幾位主要難屬外還約了 江棋生參加,信定稿後又分頭徵集簽名。那時的條件很差,只有尤維潔一人會打字,但又沒有打字機,在外面打這樣的內容,一般都不敢打也不安全,後來小尤不知從那裡借來一部老打字機,打起來嘎拉嘎拉響,而且只能打直行。所以,我們的公開信中只有這封是直行。打完後我又找了一位元認識的人複印了幾張,給了 江棋生一張,請他想辦法對外發表;一封由我從郵局寄給當時執政的江澤民;還有一封我想用特快專遞寄給美國一位和丁子霖很熟,也一直關心我們尋訪的朋友。那時寄特快專遞都要檢查,為了不被查出,我特意先封好口,找了一位在郵局工作的親戚,看著她替我發的。

不料第二天,我原來的工作單位來了一位元副書記和一位保衛幹事找我談話。他們問我是否認識一位元姓林的華僑,我馬上意識到寄往美國的那封信被扣了。從來沒遇過這種事,我也沒有心理準備,就毫不客氣地問他們:“你們是不是扣了我寄給林先生的信?你們有什麼資格扣別人的信?”他們被我說得莫明其妙,回答道:“我們不知道什麼信的事,是上級讓來調查的。”我說:“這事你們不要管也管不了,誰讓你們來調查的,你叫他直接來問我。”我越說心裡越生氣,不知不覺地高聲嚷了起來:“你們先回去把事情搞清楚再來問我,他們把人無理地扣押了還不許人說話嗎?”這位書記原來和我比較熟,人也不錯 ,她知道我一向溫和,見我這樣發火她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轉身離去。我在人民大學門口曾和便衣有過一次衝突,這是第二次面對政權的壓力。而人只要胸中有正義,做事不違法,就會在壓力下成長。

他們第二次來找我,是在1995年第一次六四公開信發表之後。他們說:“有人找部裡,部裡讓我們來找你,你是不是和別人一起給上邊寫信了?”這次我有了思想準備,我要跟他們好好地講道理,我說:“是!是有關六四的事,有什麼問題嗎?”他們說:“你有什麼想法跟組織反映,不要和他們攪在一起。”我回答:“六四屠殺的事你們管得了嗎?我找你們,你們說得清嗎?”他們又勸我:“要寫信你一個人寫,不要找別人一起,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哪?”我說:“人大提案還要十人以上呢,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再說他們是什麼人與我無關,我只知道他們家裡都有人被殺害,在這點上我們的要求是一樣的,所以就一起簽名了,這就夠了。至於他們是什麼人,做了什麼違法的事那他個人負責。”我還說:“你們到都是共產黨裡的人哪,那王寶森(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自殺了難道也要你們負責?”他們無言以對。過了一會書記溫和地說:“那你以後不要去找人行嗎?”“為什麼?”我說:“找人犯法嗎?有哪條法律說不能找“六四”遇難者?你知道這些人心裡有多苦嗎!你們不要逼人太甚,丁子霖就是被人大逼上梁山的,你們不要把我也逼上梁山。”想了一會她婉轉說:“那你自己衡量吧!”從那以後她沒有來找過我,改由公安出面監視了。

1998年4月丁子霖從無錫打電話告訴我,德國留學生的人道捐款被北京安全局凍結了,大家聽到後非常氣憤,共同寫了一封給安全部部長的抗議信。為了送這封信,我和李雪文一起(當時她已71歲高齡),從下午找到晚上,才找到安全部的真實所在地。第二天十幾名難屬前往安全部,幾經交涉才有一位姓劉的女處長出來接待,並將信收下。

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我們決定正式起訴李鵬,並請一些律師替我們按正規要求寫訴狀。律師的訴狀到5月中旬還沒送來,我們有些著急,就由蔣培坤先生起草,大家通過了一份類似訴狀的信件,並徵集了120多位家屬簽名。5月17日我和蘇冰嫻受大家的委託去最高人民檢察院遞告狀信,丁子霖在家中守候,等待我們的消息。

5月17日一早,我和冰嫻來到位於北河沿大街高檢的門前,那時它的大門離馬路尚有十幾米的距離,門前形成一個小廣場(現在已建得和馬路一樣齊了)。我們先進入收發室出示身份證明說明來意,值班人員一口拒絕;我們又跟站崗的武警要求,他們當然更是不放行。正在著急的時候,裡面出來一位騎車的中年人,我們走上前將他攔下,要求他替我們把信帶進去,轉給有關部門。他看了一下信的內容和簽名的人數後說:“這些人都是簽名的嗎?”我們說當然是簽名,他停了一下說:“那你們等一會。”半小時後他走出來,手裡拿著那封信,叫我們在信封上留下聯繫方式,冰嫻就寫下了我們的電話和位址。

過了兩天律師們寫的正規訴狀送來了,丁子霖召集大家讀了以後覺得很好,有犯罪事實、有法律根據、又有證人證詞,符合法律要求,於是就決定再補送一次材料。5月24日上午我和冰嫻又來到高檢的收發室,說明是為17日的訴狀送補充材料的,他們還是不收。當我們多次想攔住出來的人,請他們轉送材料時,和上次不一樣了,每個人都堅決搖頭拒絕。我們知道一定是有了指示,不許傳遞材料。正在這時有一輛掛著“警衛”牌子的黑色轎車,減速轉彎駛向大門。我們想到了古老的方式——攔轎喊冤,於是飛快地奔向汽車。這時門邊的武警攔住了我們,那輛車猶豫了一下緩緩駛進大門。不一會,出來一位自稱是處長的人,他叫我們和刑偵廳聯繫,但又不告訴聯繫電話,其實,這點事難不倒我們,不遠處有座電話亭,我們從查號臺查到了號碼,撥通了刑偵廳。一位元男士接的電話,他說:“你現在把材料送到收發室吧,他們會收下了。”果然這次送過去時,收發室的值班員對我們看看,把材料收下來。但我們向他要收條時,他說:不是有聯繫電話嘛!你們回去等吧。可是我們已經等了十年了,還沒有任何消息。什麼“依法治國”那只是一句空話。最高人民檢察院只不過是共產黨的御用工具罷了

六四10周年時,萬安公墓的難屬組織了集體祭奠,頂住壓力一直堅持到現在。從那以後,對我的監視次數增加了,同時也對其他的“ 天安門母親”實施監控。但這些絲毫影響不了我們的決心,也摧毀不了我們的意志,因為我們心中有母愛、正義和良知。

直到2004年六四15周年的前夕,當局製造了“文化衫事件”,對我們的打壓達到頂峰。為了香港同胞寄來的幾十件文化衫,將我和黃金平抓進安全局的看守所,對在無錫的丁子霖監視隔離,並竟然給我們冠以“涉嫌煽動顛覆政府罪”的碩大罪名。當局的打壓在華人中和國際上引起強烈的抗議,誣陷之詞又無法證實,無奈之下才將我們釋放。

…………

二十年來,通過群體抗爭的一件件事情,我的心靈在痛苦中煎熬、意志在錘煉中堅強、思想在打壓中成熟,我和群體一起在抗爭中成長。正因為這些年的鍛煉、學習和交流,我逐步看清了這個制度才是草菅人命、貪污腐敗的根源。只有實行民主、法治,公民的權利得到真正保障時,中國才有前途。所以我簽署了《08憲章》,表達了我心中的理念。我們已經艱難的走過了20年,前面的路也許很長、也許更坎坷,也許我看不到正義的陽光,但我仍會無怨無悔地走向前方。

 

《 天安門母親網站》首發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515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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