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維
年0月0日 ~ 年0月0日

 

102  羅維,男,30歲,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助理工程師。89.6.4晚於長安街西側騎車時遇難。腹部槍傷,當時未死,腹內取出兩顆子彈,一顆為達姆彈,在腹腔內炸開,傷及肝、腎、膽、胃及消化道,不治,葬於八達嶺人民公墓7區。母邵秋風。


六四遇難者羅維的母親邵秋風 - 口述歷史錄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t0D-eqzb4Y


邵秋風:一個母親永遠的痛——懷念兒子羅維

那個悲慘的夜晚漸漸遠去,時間過去已經二十年了。我在木訥和悲哀中度過了二十年,從中年到了老年,喪子之痛沒有隨著時間減弱,而且更甚,因為惟有我的老淚能流去我的鬱悶和悲憤。二十年來我找不到傾訴的並能使我解除痛苦的物件,我就在這慘澹的人生經歷中熬過了二十年,這二十年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呀?

因為其他兒女不在北京,我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嫗照顧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伴。自89年6月4日後,他得過心梗、心衰、耳聾,現在加上哮喘、冠心病,各種疾病纏繞,痛苦不堪;而我自己也是一個終年患慢性病者,有宣武醫院的病歷為證。但是我仍要堅強的活著,這,可能是羅維在支撐我。他死得不明不白,支撐著我要看個明白、合理的結果,我才能心甘哩!

那個悲慘的夜晚漸漸遠去,周圍一切都起了很大的變化。高樓大廈一群群地建了起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人們談論那個慘劇漸漸地少了,但是我思想上總是想不通,羅維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要受到那樣嚴酷的懲罰,僅僅是年輕人關心形勢去天安門看一看,為什麼一去就不能回來了呢?他這一去,卻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悲哀,留給我們永遠的撕心裂肺般的悲傷。二十年呀!羅維的影子永遠伴隨著我。夜裡,一個稀薄的、破碎的夢在我的腦子裡縈回,“羅維上山下鄉了,紮根農村,回不來了”,這永不釋放的心懷,縈繞夢中二十年。我,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實在無法釋放這種骨肉眷戀之情,大概要伴我終生了,因為他永遠是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畢竟他是我的兒子,在三十歲的大好年華一夜之間就沒有了。

可令人不解的是,這一件二十年前發生的驚動萬民的血腥之夜,竟然到今天仍然沒有定論。當年到天安門去看看的也都是年青小夥子,竟然遭到槍擊丟了性命;當年用炸子(達姆彈)殺人不是違背日內瓦公約禁用的武器嗎?我常看晚報上領導總是對我們說:人民要和諧友好。而這禁用的武器用來置人死地,是為了什麼呢?因為解放軍是保家衛國的英雄模範,我們老百姓很尊敬他們。可是89“六四” ,怎麼就拿起槍桿去殺自己的兄弟姐妹呢!當時羅維是騎在自行車上被害的,在腹腔內,見到他時醫生包紮了,我看不見,但手術醫生的診斷書我看了,真是慘絕人寰,上寫一個腎沒了,十二指腸斷碎了等等,屬槍傷。羅維被害時有鋼鐵設計院土建科職工陳洪春在一邊觀看,可證明。

二十年了,我都走不出恐懼和陰影。因為羅維是無辜的,鄰居、單位領導、同事都能證明。我說一件事,他住的宿舍著火,他曾奮不顧身的搶救,直至熄滅,曾得到冶金部規劃院的表揚,可查。

政府部門是負責的,應該把好壞分清,還好人一個清白,也給年老的雙親一點安慰。如果不把好人的名譽恢復,不治療老人心裡的創傷,那就不能消除社會的消極因素,也不利於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我們這些受難者的父母,多數年齡都處在七十至九十之間,甚至有九十以上的,年老體衰,是一個弱勢群體,希望政府對他(她)們友好一點,照顧一點,畢竟他們的一生也是兢兢業業地工作,勤勤懇懇做人,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努力貢獻走過來的,但他們遇到了中年失子這災難性的悲哀是無法形容的,最近又有兩位難屬病倒了,而且患的都是憂鬱情緒的徵結病,悲哀之極,令人痛心。

羅維的母親,邵秋風寫於2008年12月

 

附信:

丁老師和您的先生:您們好!

是的,我們應該寫一寫二十年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悲慘經歷——失子之痛,我是一個近九十歲的老嫗,我想是兒子羅維不明不白的慘死支撐我要看見明白、合理的結果我才甘心哩!並度過了這二十年。

寫得較亂,因為患頸部神經炎和右手肩周炎已三個多月,疼痛未消,難於抬舉,無法重抄一遍,只得請二位代為刪改和填補,我就此謝謝了。一句話就是能寫的就寫,不能寫的就塗去。

您二位健康快樂!

祈望蔣先生早日康復!

邵秋風  08-11-2

 

另一篇:一滴眼淚+另一滴眼淚

20年前,當羅維受難後躺在醫院病床上,我去醫院看望他時,當時他閉著眼躺在血與水摻和著的病床上。我俯身說:“羅維,我來了,媽來了!”他睜開眼又隨即閉眼,一滴珠子大的眼水流下來掛在面頰,並不掉下。我瞧見時,還以為是他的汗珠呢?不,他哭了,不是放聲大哭,他沒有力氣了。他僅能流下一滴傷心的淚,一滴怨恨的淚,一滴懺悔的淚——因為我那麼勸他不要去。……他不管不顧,依然走了,一去不復返了……

我的另一滴淚,是事隔20年後的今天,我92歲的老伴,羅維的父親,也是留下了一滴淚水走的。他走的前一天,頭腦始終清醒,我去醫院看他,他也是閉著眼睛躺於病榻。我上前吻了一下他的前額,對他說:“老羅,我來了,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嗎?”他睜眼一看:“老邵。”喊了一聲,隨即閉眼,留下了一滴眼淚,掛在她的眼眶上。這是一滴傷心的淚,廿年含冤的淚,……他是一個比較內向的知識份子,疼痛于心裡,獨自傷心,從不表露。……這一滴眼淚總在我眼前閃現。

所以我呼籲:對“六四”要儘快解決,讓現在還活著的父母、妻子不要再流淚,……

(這篇文章是我于羅維的父親羅讓2月5日逝世後寫的)

《天安門母親網站》首發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404003.htm

 

可憐天下慈母心(丁子霖根據羅維母親提供的書面證詞撰寫)

一位81歲的老母親,在她兒子遇難十五周年前夕,寫下了這樣一段回憶: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羅維下班後幫我做了晚飯,吃完飯,他還洗了碗,就坐下來看北京電視臺的新聞。……大約7點鐘的時候,他準備騎車去天安門。當時,他的小侄女抱住他的大腿,說:‘叔叔不要走,陪我玩!’羅維回答她:‘叔叔9點就回來,再跟你玩。’那時羅維的父親也對羅維說:‘你去幹嗎!那裡人很多,恐怕進去了就出不來了。’但羅維已同一位姓陳的好友約好在教子胡同口集合一同去天安門,也就沒有聽他父親的勸阻,騎車逕自走了。

“……那個晚上我總是放心不下,從9點鐘起,每隔個把鐘頭我就起床去他的房間看一遍,但他的被子一直沒動過;第二天早晨約5點,我又去看時,被褥依然未動。我忐忑不安地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羅維的父親。他當時已是70多歲的人了。他一聽就猛地坐起對我說:‘糟了!恐怕象“四五”那樣被關進去了(指1976年清明節由悼念周恩來引起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當時軍警抓了很多人——引者)!’我隨即下樓去馬路口探望,卻一眼見到附近電線杆上貼著的一張小字報,走前一看,見上面寫著:‘慘!慘!慘!’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上面還寫著昨晚宣武醫院死了多少人,別的醫院又死了多少人,等等。我沒有停留,急忙跑到報國寺路口,但見大街上一片狼藉,滿地都是石塊,賣菜的鐵皮貨攤橫在馬路中間。當時我想,要是被這些石塊打著不死也是傷啊!

後來,羅維的妻弟從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找到了羅維;而在這同時,羅維所在的工廠也接到了醫院的電話,廠裡一位元姓王的廠長帶著兩位同事陪我和羅維的父親到了醫院。我們趕到醫院見到羅維時,他還活著。羅維臉上無傷痕,卻不知道他的傷在肚子裡,我們還覺得可以放心,誰知晚間來了病危通知。當天晚上(6月4日)他妻子在醫院值班看護,第二天6月5日我又安排羅維的姐姐值班,但羅維終因搶救無效,於6月6日早上8時死亡。”

羅維的母親在回憶中說,羅維肚子上被射中的是顆炸子。她說她見到羅維的時候是在第一次手術之後,她至今都不知道羅維的肚皮處究竟有幾處傷,但當時的傷口是用很寬的紗布捆上的。羅維就躺在病床的褥單上,褥單上都是血、水和尿。她請求護士換過一次褥單,但一會兒又都是血水了。她說,兩年以後,羅家的一位以前的鄰居告訴她,說兩年前他就聽廣安門醫院的一位大夫說過:羅維碰到的是一顆炸子,把腎、脾、十二指腸都炸壞了……她說她相信這個說法,因為她一直保留著當年醫院開出的“死亡證明”,上面寫得很清楚,是槍傷,傷及腎、脾、腸,等等。

她還說,羅維不僅被一顆炸子擊中,而且在左胸部的皮下,還留下了一顆沒有炸開的子彈。在第二次手術時,一位外科主任把這顆子彈取了出來,還放在一個盤子裡拿到手術室外讓親屬看過。羅維胸前還有被利器刮傷的血痕,像是他中彈倒下時被自行車把刮傷的。

羅維的老母忘不了兒子臨終時那個生離死別的淒慘場景。前不久我和張先玲女士去看望她時,她對我們說:“當時我在醫院見到躺在病床上的兒子時,我並沒有想到他會死。羅維當時還有意識。我問他:“你怎麼樣?”他沒有說什麼,只流下了一滴綠豆般大小的眼淚。過了一會,他很勉強地問了我一句:“薇薇(羅維妻子)怎麼沒有來?”於是我派人把他妻子找來,守護在他的身旁。當時廣安門中醫院設備極差,連氧氣都沒有,羅維只有熬著,一直熬到停止呼吸。

據事後瞭解,6月3日那天晚上,羅維與一位姓陳的好友一起騎車至複外大街的木樨地,羅是在附近的工會大廈前中彈的。開始由民眾送往復興醫院搶救,因該院傷患太多,又把他用平板車送往廣安門醫院。至於羅維的那位好友,自羅遇難後就再沒有與羅的父母聯繫過,因此羅維遇難的詳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羅維出生於1958年3月,畢業于北京66中學。在文革後期,羅到北京郊區的大興縣插隊。77年恢復高考,他從該縣考入北京鋼校中專電力專業,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工作,在廠期間又考上北京電大電子專業。羅維在廠裡工作積極認真,為人處事誠懇,遇難前已晉升為助理工程師。羅維的老母親對我們說,羅維遇難後廠裡曾給他作了一個“鑒定”,對羅維的評價比她現在記憶中的還要優秀。可惜,這個“鑒定”經幾次搬家已想不起來交給誰或放在什麼地方了。老母親說起羅維,帶著一種特有的愛憐。她說羅是她的小兒子,老三。平時很愛讀書,電大畢業後很想考研究生,因此,即令是周日也不肯放鬆。像他這一批孩子在“文革”中,在應該好好學習的時候卻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耽誤了學業,因而在文革結束後總想搶時間多學點東西。羅維在這段時間裡對英語極感興趣,曾參加過“託福”考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家裡,羅維也是兩位老人的好幫手,平時買菜、做飯、修理家用電器等等瑣碎的家務事他總是主動地承擔起來。他哥嫂公派出國了,留下了一個僅僅5歲的小侄女,他也總是悉心地愛護和照料。

羅維的老母親說起這些,無法遏止內心的痛楚。她對我們說:“自從羅維遇難後,我作為一個母親,常常都夢見他,和他說話。在我的心裡,羅維也應該有他自己的成家了,因此我這樣問他:‘羅維,你搬的家房子怎麼樣?’他回答說:‘房子太小,我還是要回來的。’我猛一驚醒,原來竟是南柯一夢!我痛哭不止,眼淚濕透了枕巾。十五年前羅維遇難的時候剛過31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想不到就這樣走了。”說起這些,老人言語哽咽,不勝傷感。

我同這位老母親相識,已快十個年頭了。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期,這位老母的一個旅居美國的女兒乘回國探親之機找到了我。她說她在海外見到一份“六四”死難者的名單,但名單中沒有她弟弟羅維的名字。她特地來找我,就是想向我提供她弟弟遇難的詳情以及她父母的景況。這在當時,她是作為死難者親屬最早向我們提供尋訪線索的。我們得到這個線索後,很快就與羅維的父母取得了聯繫。但是,由於兩位老人都是知識份子,長期處於受壓抑的境地,更由於那些年管區的員警常常去找他們問話,因而在開始同我們接觸的時候免不了有所顧忌,他們既不敢從我們手裡接受來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更不敢參加難屬群體的連署活動。但這位老母親對人對事極有見地,經過多年的觀察、思考,她終於和我們走到一起來了。有一次,她對我和張先玲女士說:“自從認識了你們,我這才知道受難的不僅是我一家,有那麼多受難的母親在一起抗爭,對我是一個寬慰;我也明白了當年死那麼多人,這是政府的責任。”打這個時候起,她勇敢地在群體的公開信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自然又招來了員警的問話,但她已不再懼怕。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她作為年逾8旬的耄耋之年,為了給歷史留下一份見證,還強忍著痛苦親筆寫下了當年她兒子遇難的經過。在這篇文字的結尾處,她表達了這樣的願望:“但願能看到‘六四’真相公佈于世人的一天,以此來撫慰眾多無辜者的亡靈。”

現在,這位風燭殘年的老母親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要算是羅維遺骨的安置了。為此,她給難友們寫下了這樣一封信: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難友們:

我已是一個年邁的母親(81歲),不知是否能看到“六四”問題的解決。我誠懇地拜託你們,將來把羅維的墓穴移至與你們的孩子葬在一起吧!深深地向你們一鞠躬,感謝了!

羅維的遺骨原由其妻安葬在八達嶺人民公墓,現在其妻已經改嫁且在外地工作,作為生他養他且深深地愛著他的老母親,怎能不考慮讓她的兒子有一個最終的歸宿呢!

(丁子霖根據羅維母親提供的書面證詞撰寫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