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
年0月0日 ~ 年0月0日

 

027  嚴文,男, 22歲,北京大學數學系二年級學生。89.6.4.凌晨一時許,在木樨地幫助攝象時被打中右大腿根部動脈,送海軍醫院搶救不治身亡。遺體火化後葬於太子峪公墓福南區第11排。


口述历史(之十七):六四遇难者严文 - Testimony

六四遇難者嚴文的母親譚漢鳳 - 口述歷史錄像

Tesitimony b y June 4th Victim Yan Wen's Mother Tan Hanfeng
 

又一位北大學生喋血于木樨地

在我們公佈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中,已確定為北京大學學生或教師的有三人。他們是化學系講師蕭波、與蕭波同一個系的學生孫輝,以及數學系學生嚴文。這三位死難者的線索,都是北大的員工向我提供的。

在“六四”大屠殺後到處彌漫著蕭殺、恐怖氣氛的日子裡,首都高校中一些遇難學生的名字作為“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地在學校和社會上傳播著。這些消息也傳到了我的耳朵裡,其中也有北大的,而且據說有一位還是教師。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這些死難者的親屬。後來,也許是我開始尋找“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的消息輾轉傳到了北大,遂有北大的人悄悄把他們知道的死難者線索送到我的手裡。我們今天能記錄下上述死難者的名字,我們能同這些死難者的親屬取得聯繫,這些死難者的母親今天能夠成為“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一員,都與最初向我們提供線索的北大人有關。我不便公佈他(她)們的姓名,但我要感謝他們,今天站起來的“天安門母親”要感謝他們。當年他們沒有公開發表過什麼宣言、聲明之類來譴責那場大屠殺,但他們是一些有良知的人,他們為我們大家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情。

我想,這些年來蕭波和孫輝的名字已為大家所熟知。我這裡要說的是嚴文。

記得當年一位北大職工把嚴文親屬的線索交到我手上時,我正處於國安部門的嚴密監控之下。於是,我把初訪嚴家的事情轉交給了張先玲女士。過了一些日子,我家門口的“便衣”撤走了,我便在一天的傍晚隨張先玲女士拜訪了嚴家——當時嚴家就住在三裡河國家計委的宿舍樓裡。

一路上先玲叮囑我要作好思想準備,她說嚴家父母的精神狀態十分不佳,膽小怕事,說起話來戰戰兢兢;而且,他們都不太願意與外界接觸,似乎對生活也已失去了興趣。她說:她第一次去嚴家時,就覺得這家人有點特別——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的家,好像是故意弄得淩亂不堪,連下腳的地方都難找到。

那天我們嚴家,是嚴文的母親譚大姐給我們開的門。當時她正在做晚飯,便與我們在廚房外面的門廳裡說話。先玲把我介紹給她,她表情木然,幾乎沒有什麼反應;只是說她剛剛下班,屋裡很亂,不便請我們去裡屋坐。但我們瞥見她的老伴就在裡屋坐著,也沒有其他客人在裡面。這分明是不歡迎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這次我們在門廳裡站了幾分鐘,只說了幾句話,就動身告辭了。

在以後的幾年裡,我們按時給嚴家送去人道救助款,送去海外寄來的慰問信卡,我們也給他們寄去一些通報情況的信件什麼的。一年,兩年,三年……嚴家沒有同我們聯繫過,我們也再沒有去看望過他們。我們覺得,應尊重各家難屬自己的意願,決不能強加於人。在此期間,我們這個受難群體漸漸壯大了。也許,嚴家的兩位老人一直在注視著我們,也許他們已對我們這個群體有了較多的瞭解,嚴文的母親譚大姐終於改變了對我們的拒斥,開始與我們聯絡了。對於這樣的變化,我們自然非常高興。人心都是肉長的,畢竟是有著共同苦難、共同命運的母親啊。中間有過一段時間,嚴家因所在地區要拆遷,兩位老人一連搬了好幾次家,他們怕我們無法同他聯繫,就主動把新的位址和電話告訴我們。從此,譚大姐加入了我們群體的連署活動,成為我們難屬群體中的新的一員。

去年隆冬季節,我與先玲又一起去拜訪了嚴家。這是我與譚大姐第二次見面,中間一晃就是十年。嚴家早從三裡河計委宿舍搬走了,現在的新居是在城南鐵路邊的長春園,。

這次見面,發現譚大姐真的變了,變得判若兩人,我都不敢認了。但我相信這次見到的,才是真實的她。人要是被不可抵禦的恐懼所懾服,就會整個地失去自我;而一旦從心理上解除了這種恐懼,也就會複歸到原先的自我。我完全能理解早先譚大姐對我們的冷淡。像我們這些突然在一夜之間失去了兒女的母親們,在心理和心靈上一般都會留下或輕或重的病症,常常會做出一些在外人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來。我不相信這種病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完全消失,但我相信我們會漸漸地恢復自信,並增強自控的能力。

午後的陽光從窗子投入室內,室內有了暖意。譚大姐頭髮剪得短短的,看起來很精神。她的湖南口音很濃重,說話也很快。那天,她終於向我們敞開了心扉,要把十五年來深藏在心裡的話向我們傾吐。

譚大姐夫婦倆都是湖南人。丈夫跟所有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一樣,在青年時代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共產黨,而且“有幸”被吸收加入了這個黨。他1954年從中南礦冶學院畢業後直接被分配到了國家計委,後來又轉到了冶金部規劃院。他一輩子兢兢業業,一直到年老退休。譚大姐本人是一位老會計師,她做事認真、事業心強,很早就掌握了會計的電算化。嚴家兩個兒子也都很爭氣,兩人同時就讀於北京大學數學系。大兒子是數學系的博士生,小兒子是本科三年級的學生。提起小兒子嚴文,譚大姐不無驕傲地告訴我們:嚴文從小聰明,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被學校保送到了全市的重點中學——北師大實驗中學。這個孩子的語文成績特別好,對文學很感興趣,但當時一般知識份子家庭都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學文科,認為搞文的與意識形態打交道很危險。於是父母逼著嚴文在兩個月內改學了理科。結果他考上了與哥哥同一個學校同一個系。嚴文上了大學,仍不改對文學的特有興趣,時不時編些小劇什麼的。他在學校也很活躍,交了不少朋友,又是搞社會調查,又是搞社會問題討論。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像許多同學那樣,熱情地投入了89年的那場運動。

嚴文在隨後的大屠殺中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時年23歲。

譚大姐告訴我們:當年的6月3日晚上,嚴文與同學一起攜帶一架攝像機去了木樨地,他們是想把當時現場的情況拍攝下來,作為一個歷史的記錄。然而沒有想到,嚴文不幸中彈了,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大腿。當時民眾把他送到了海澱醫院,但由於主動脈破裂,流血過多,搶救無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譚大姐說:想不到這樣的滅頂之災竟會落到自己的頭上。她說,她們夫婦倆一貫信任共產黨,根本不相信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子弟兵會向老百姓開槍。因此,那幾天外面的形勢雖然已經很緊張,但她都沒有把兒子叫回家裡。然而現在再後悔還有什麼用呢!最美好的東西已經毀於一旦,無法挽回了。

她說,嚴文的父親性格內向,兒子的死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但是,更讓人無法理解、無法承受的是,他所在單位的黨組織還對他施加壓力,逼迫他寫檢查,要他承認自己沒有管教好自己的兒子。天下居然有如此不講道理的事情,平白無故地打死了人家的兒子,不謝罪、不賠償,反而倒咬一口,怪罪于死者的父母!這胸中的鬱悶,心靈的重創,導致了嚴父的精神分裂。

當年還不到60的他,現在已經73歲了,他的心靈的傷口也已無法癒合了。去年他與長子一起去金山陵園為嚴文掃墓的時候,他禁不住大聲慟哭,從此病情日趨加重。他常常在夢中呼喊兒子的名字,他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說他對不起孩子。可見,當年他所在單位說他沒有管教好兒子的那些話,在他的潛意識裡時時刻刻都在折磨著他,他已經難以自拔了。這些年,家人送他去了好多個醫院,但所有的大夫幾乎是眾口一詞,說他這是神經受到強刺激所致,不是一般性的老年癡呆。現在,老人已神志不清,癱瘓在床,只是苦捱時日了。

提起這些令人傷心的往事,無論是說者,還是聽者,心裡都很沉重,我們的淚水流到了一起。但是,人在經歷過大劫大難之後,反而會變得沉著、冷靜起來,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處世不驚”之謂吧。兒子走了,老伴又變成了這個樣子,這要擱在別人身上也許是難以承受的,但譚大姐似乎對這一切都很坦然。她反而勸慰我們說:“人死不能複生,活著的人還得好好活下去,而且還要活得很長。”她還說:“我現在一想起嚴文心裡就難過,覺得不能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現在事情越來越清楚了,只是是非被顛倒了,我想總會有一天把顛倒的是非再顛倒過來!”

是啊!但願這一天能早一點到來,因為有一些父母已很難再等待下去了。(丁子霖執筆  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