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年0月0日 ~ 年0月0日

002 王楠,Wang Nan,男,1970年4月3日出生,遇難時19歲,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二學生。6月4日淩晨,王在南長街南口拍照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倒地的王楠作出「V」字手勢後昏死;軍人禁止救護隊送醫院搶救,一老太太跪下呼天搶地懇求軍人開恩讓送醫院,軍人不從,兩三小時後王身亡;守護在王身旁的醫生學生民眾要求移屍醫院或家屬,軍人仍不從。屍體被軍人埋於天安門西側北京市28中學校(現改為長安中學)門前綠地內。6月7日,屍體發出異味,經校方交涉,將屍體挖出。6月14日通知認屍,22日火化,26日北京市公安局為其開具「外出死亡」證明。現骨灰存放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骨灰堂。


張先玲證詞 - 遇難者王楠母親

Testimony of Zhang Xianling - Mother of victim Wang Nan
 

張先玲的證詞——“六.四”遇難者王楠的母親

王楠,Wang Nan,1970年4月3日出生,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中二·二斑學生;6月4日淩晨三時半遇難於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現骨灰存放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骨灰堂。

1989年6月3日晚11時20分左右,王楠攜帶照相機,頭戴摩托用頭盔,騎自行車前往天安門廣場。11時左右,他曾給同學打過電話,說他要去拍攝歷史的鏡頭。6月4日淩晨一點多鐘,在人大會堂北門對面、南長街口被戒嚴部隊開槍擊中左上額,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從左耳後穿出,頭盔後面留有彈痕。後來被趕來的醫學院學生搶救無效,於三點半鐘死亡。

王楠中彈後,在埸民眾曾沖上去想將他抬到醫院搶救,但此時戒嚴部隊已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用槍威脅民眾不准抬他,並將受重傷的王楠拖到馬路邊。據當時的目擊者——一位司機和一位學生講,那時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嚴部隊允許民眾將王楠抬去醫院搶救,因為他還是一個青年學生呀!當兵的用槍托指著老太太說:“他是暴徒,你再廢話就斃了你!”後來,從南長街北面兩次開過來救護車想到長安街搶救傷患,均被在路口警戒的軍隊截堵了,其中有一輛車上的醫生(男)經民眾請求,曾下車與部隊交涉,要求將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傷患抬走,卻被戒嚴部隊斷然拒絕,只好作罷。救護車無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兩輛救護車中一輛是北大醫院的,另一輛可能是協和醫院的。

大約在6月4日淩晨零點左右,有一些醫學院學生和醫療器械公司的職工自發組成救護隊,不顧戒嚴部隊的警告,從西單一路救死扶傷到達南長街南口。他們發現了王楠和其他兩位受槍傷的人,立即給包劄了傷口,當時王楠尚有微弱心跳,他們看到王楠的學生證後,立即向戒嚴部隊提出:他是一位中學生,傷重流血過多,必須到醫院搶救。一個戒嚴部隊的士兵找來一位上校軍官,看了學生證後,態度比較同情(據醫生說此部隊番號為51010部隊),但面有難色地說,只能就地搶救,不能抬出去。除了包劄、人工呼吸之外,救護隊的學生們沒有別的搶救手段和條件。王楠終於在淩晨三點半身亡。醫生們看他已死,又請求將死體運往醫院,以便於家人認領,士兵們又找來一位年青的尉級軍官,此人態度惡劣,兇狠地說:“不許抬走,你們也趕快走開,否則也抓起來!”但這些醫生還是等到天亮,由一位元醫生先去找電話,向學校報信,留在南長街的醫生們被戒嚴部隊趕走,並將戒嚴線向南長街口內推進20米(這三位醫生後來都來找過我)。

天亮後,戒嚴部隊將長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和附近的遇難者被埋在天安門西側北京28中學門口草坪的西頭(因草坪被破壞,現在已改種荊樹)。大約6月7日,因屍體埋得淺,又被大雨沖涮,死者衣服都露出來,且有臭味, 因此學校報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衛生局共同將屍體挖出來,此時死者身上的證件(或死亡說明書)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無名屍。只因王楠剛軍訓回來,身著舊軍衣,腰紮一根當年新發的武裝帶,被誤認為是軍人,才將他送到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太平間存放,後經戒嚴部隊幾次核實,確認他不是軍人,才經由學校通知家長認屍。

王楠死後,父母健康受到極大打擊,至今父患心臟病,母親嚴重神經衰弱。

張先玲

1999.2.9


張先玲: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

八九“六四”這個日子雖然隨著時光的流逝已漸漸遠去,但它卻深深地刻在了每一個善良人的心中。因為就是在那一天,罪惡的子彈奪去了成百上千無辜者的生命,並使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這一天的鮮血擦亮了人們的眼睛,也喚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輩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3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喋血于南長街南口,那裡離天安門近在咫尺。他是為了追尋心中的正義,也是為了見證歷史的真實而走上街頭的。他被戒嚴部隊罪惡的子彈擊中頭部,因沒有得到及時救治,流血過多而死亡,死亡時間是6月4日淩晨3點半。

他還剛剛開始他的青春年華,卻被沒有一點人性的統治者殘暴地虐殺了。

那時,王楠正在月壇中學讀高二。他生性活潑,熱情爽朗,又熱衷於公益事務,樂於助人。他遇難前不久,月壇中學的教導主任馬老師親口對我說:王楠的品德在班裡是數一數二的,他尊敬老師,關心同學,是個很誠實可愛的孩子。王楠從紫竹院到月壇上學騎車要半個小時,在北京鬧學潮的那些日子裡,他常常會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門的大學生。他對這次學生運動非常關注,幾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門拍照。有一次他想讓我再給他一點錢去買膠卷,他說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歷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貴的鏡頭。我對他說:“你不要太熱心了,學生運動是會被人利用的。” 他說:“學生運動歷來被人利用,但學生運動是激發民眾的動力。”有一次看國際新聞時,他對我說:“您看這個鏡頭多麼珍貴,如果沒有人拍下來,事情的真相就會搞不清。”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元同學組織了本校學生的遊行,以聲援絕食的大學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懷著“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頂紅頭盔,騎車離家直奔天安門的。他那時剛剛軍訓回來,這天他穿著一身舊軍服,腰間紮著軍訓時戰士送給他的一條新皮帶—— 也許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別是那條真正軍人用的新皮帶,我們才得以認領到他的遺體。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個週末。晚飯過後,有幾位朋友來我家聊天,談到天安門廣場的情況,談到政府有可能採取極端手段。有一位元朋友根據以往的經驗說:“共產黨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然而,那時我對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會用極端的手段來對付學生。這天王楠也在家裡,他聽到了我們的議論。當他洗完衣服準備回他的住處時(他住在另一棟樓),突然認真地問我:“媽,你說會開槍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幫那時‘四·五’運動都沒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為防備意外,我也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對我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臺上去!”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

大約夜11點半的時候,我家的鄰居告訴我,他看見王楠帶著頭盔,身穿軍便服,背著書包騎車出了大門。我斷定他是去天安門廣場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徹夜未眠。伴隨著一夜密集的槍聲、隱隱約約的呐喊以及救護車淒厲的笛聲,我擔心孩子,擔心學生,也為局勢出乎意料的發展感到痛心,感到無奈,但我決沒有想到殺戮竟如此的殘酷,而且這殺戮竟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間,看到他留下的紙條:“媽媽,我去找同學了。”看得出他一夜未歸。我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卻不見他回來。我聽院裡陸續回來的人述說著鎮壓的殘酷,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

我們決定出去尋找王楠的下落。當天晚上,我們的許多朋友和學生都表示願意幫著去尋找。他們從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24家醫院,看到了許多被殺害的人,真是慘不忍睹。我的一個侄子從醫院回來,見到我就放聲大哭:“姑姑呀,太慘啦,我看見有具屍體露在白布外的是一雙裹過的小腳,還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們沒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訴我戒嚴部隊還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關在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也許王楠就在其中。從4號到14號,我們沒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確切消息。於是我們向學校報了案,請他們幫助尋找。在焦急地等待的10天中,我的心受著痛苦的煎熬,頭髮開始變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實,那時我先生王范地已經從王楠寄讀過的花園村中學得到了他的死訊,只是還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瞞著我,一個人強忍著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6月14日,我終於接到了月壇中學的電話,說學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護國寺中醫院有一具無名屍,穿著、年紀和體貌很像是王楠,讓我去辨認。那個時期,我先生正在參加國際比賽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醫院。在樓下的候診室,醫生們向我述說了事情的經過:這具無名屍是6月7日西城公安分局送來的。因為當時各醫院的太平間已經滿員,所以送到這個小醫院。送來的時候身上沾滿了泥土,頭部包有繃帶,破了的眼鏡和頭盔上也沾滿泥土。聽送來的人說:這具屍體是從天安門西側28中學(現改為長安中學)門前草坪裡挖出來的,在王楠這個坑裡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為王楠身著軍服,特別是系了一根部隊正規的武裝帶,以為他是軍人,所以送到這裡準備確認身份。自6月7日開始,戒嚴部隊已來過多次,證實他不是軍人,才通知學校的。還說別處還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確認為老百姓的無名屍已全都送去火化了。這個情況在我們以後尋訪中得到了證實。

找到了王楠的屍體,在那個時候應該說的不幸中的萬幸了,然而,在遺體火化問題上卻不意遭到了有關方面的刁難:因為鄧小平9日講話誣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火葬場接到命令,死者必須甄別才能火化。為此我們幾經交涉無果,後來,因王楠的父親是‘九三學社’的成員,由北京市統戰部通過市委與有關方面交涉才准許火化,那已經是6月22日,離王楠遇難快二十天了。那時的八寶山火化場依然有武裝的戒嚴部隊巡邏,而且運送屍體的車輛仍然擠滿了院子,遇難的人數之多,由此可見一班。

6月14日那一天對我來說是永生難忘的。從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從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淵。那個時候,我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瀕臨崩潰的邊緣。親人,朋友,鄰居,包括素不相識的人們都來看望我,安慰我。從他們的關心和勸慰中,我逐漸冷靜下來。我先生對我說:“你不能這樣下去,如果你有個好歹,我們這家怎麼辦?王楠的事還沒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過來。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瘋了。我要搞清楚兒子是怎樣死的;他頭上的繃帶是誰包紮的;為什麼埋在28中牆外。兒子為了記錄下歷史真實遇難了;我作為母親,要為追查兒子遇難的真相而活下去。

這時範地告訴我,7號早6點左右花園村中學的一位元老師接到過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姓吳,外地人,是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隊員。他向那位老師報告說:你校學生王楠,學號xxxxx……,4日淩晨一點半在南長安街南口,頭部中彈,搶救無效,三點半鐘死亡。

我從我先生那裡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裡想:那個能報出長長學號的人,一定是見過王楠的學生證,瞭解王楠遇難詳情的。於是,我堅定了一個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護隊員,將我兒子遇難的真實情況調查清楚。

從此,我像祥林嫂一樣逢人便訴說我兒子遇難的事情:在公共汽車上,在計程車上,在朋友家中,在別人來訪的時候……。終於,我找到了第一個見證人,一位光大計程車公司(現在這個公司已經沒有了)的劉姓司機。他一聽我是王楠的媽媽,神情很驚訝地脫口而出:那是您的兒子呀!而後他向我描述了當時發生事情:那時他正在南長街,當戒嚴部隊開著槍過來時,有一個小青年沖出去照相,但接著便中彈倒下了。當時有群眾沖上去搶救,但戒嚴部隊不准群眾沖出街口,不許接近受傷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軍人,她說:“那是個孩子,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兇狠地用槍口指著她說:“他是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此時從南長街北口,先後開來兩輛救護車,想到長安街上救人,來到街口被戒嚴部隊擋住(出了南長街南口就是天安門前的長安街)。隨車醫生下來交涉,還是不准救護,車只好往北,原路返回。這真是令人髮指的罪惡啊。即使兩軍交戰也沒有不准救護傷患的,而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政府不僅動用機槍、坦克殺戮老百姓,還不准救護傷患,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後來我又陸續找到兩位見證人,他們所說的情況與第一位所說的完全相同。可歎的是在高壓之下,他們都不敢出來做證。

既然王楠遇難的事實已經證實,那麼又是誰給他包紮,又怎麼把他掩埋了呢?我帶著這些問題繼續了漫無頭緒的尋找。在尋找的過程中,我瞭解到另外一些遇難者的資訊,我的心裡也就不僅僅是喪子之痛了……

“上天不負苦心人”。89年的11月的一天,終於有朋友來我家裡,告訴了我吳姓青年的下落。他說他有一位親戚在北大醫院工作,從這位親戚那裡聽說,該醫院有一位剛畢業的姓吳的醫生,6月3日那天夜裡曾在南長街救過一個名叫王楠的中學生。我得到這個線索很興奮,但當時還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我無法再委託別人去找吳醫生,於是我直接給他寫了封信,沒有想到他居然給我回了信。90年1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三位同學來到我家裡,將王楠的學生證、鑰匙交還給了我。同時他們告訴我,當時除了一位女同學,其餘三位都參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並一直守護到王楠死去。

在交談中我這才知道,他們都是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在西單目睹群眾被殺的慘狀,出於義憤,自願組織起醫療隊。除該醫學院的學生外,當時參加救治的還有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的職員,他們是帶著醫藥用品參加的。一位姓張的學生說:“那時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生死置之度外’。當時大街上人潮如湧,人聲鼎沸,民眾一邊高呼‘打倒法西斯!’一邊組成人牆保護我們救護傷患。我親眼看到一位人牆中的群眾被擊中,當場死亡。”他們對我說:他們的醫療隊隨在戒嚴部隊後面向東走,到了南長街南口已是兩點多鐘,他們發現王楠就倒在南長街南口的路邊,而在馬路對面,也有兩人已經倒下。當時王楠已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體溫和心跳,眼鏡是完好的,至於照相機等等都沒有了,只有一個空書包。看到他的學生證後,他們想將他抬離現場,以便去醫院搶救。士兵們找來一位軍官,年紀較大,上校軍銜(據說這支部隊番號是51010),看到學生證後樣子很同情,可聽到醫生們要抬他出去的要求,馬上面現難色,說:“那不可能,你們儘量搶救吧!”醫生們帶的醫療用品都已用完,只有醫療器械門市部的人尚有最後一點繃帶,他們給王楠包紮了傷口,做人工呼吸。但畢竟血流得太多了,這樣簡單的治療是無濟於事的。到了淩晨3點半鐘的時候,王楠的生命終止了。這時,馬路對面倒下的兩個人也已死亡。於是,醫生們收起了王楠的證件,寫好了死亡證明書,清楚地記錄了王楠的身份,年齡,中彈部位及死亡時間,同時也為馬路對面的遇難者寫了死亡證明,每份證明書上都有三位醫生的親筆簽名。然後,再一次找戒嚴部隊,希望能允許他們將王楠遺體送到醫院,以便家人尋找。這次來的軍官是一位年紀較輕的少校,態度非常蠻橫,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准抬出去,你們也快走,否則都抓起來。”那時天已拂曉,那位姓吳的醫學院學生步行到六部口郵局,按王楠學生證上的地址給他生前借讀過的學校——花園村中學打了前面提到的那個電話。

早晨五點多鐘,戒嚴部隊趕走了守護在遇難者身邊的學生們,又將戒嚴線向裡推進了20米,並擊斃了一名喊口號的青年。對於埋人的事,醫生們一無所知。

我仍舊不息的追尋。一天,一位姓高的朋友對我說:他認識的一位元西長安街派出所員警,這位員警曾經對人說過:他們在6月4日清晨接到一個命令,讓該派出所的民警除必要值班的外,都帶上鐵鍁等工具去長安街,幫助戒嚴部隊打掃現場。到了那裡他才知道,所謂“打掃現場”就是掩埋倒在長安街上的遇難者。據說早上七點有個衛星啟動,會拍下這些屍體。

原來如此!他們這樣匆匆忙忙地“埋屍滅跡”,是為了讓中國的官方媒體放心地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

關於這件“埋屍滅跡”罪惡行經,我們還從原28中的看門人那裡得到了證,他說4日拂曉有戒嚴部隊敲門來向他借鐵鍁。

6月4日以後接連下了幾天雨,本來埋得不深的屍體,浮土沖刷以後衣服都露了出來,再加上腐爛的氣味,使得12號要開學的28中領導很為難。他們把情況報到上級,緊接著西城公安局和衛生局就組織人力把埋在此地的屍體挖走了。像前面所說的,除了王楠被懷疑是軍人送到醫院之外,其餘的屍體都由公安局送去火化了。在我們以後的尋訪中,就找到十幾戶人家的親人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失蹤者。他們很可能就屬於被火化的無名屍。

在半年多的尋找過程中,我上百次的敘述著王楠遇難的經過,眼淚都已流乾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難不僅僅是我個人、我一家的,那是整個民族的苦難。我的兒子遇難後不久,我認識了丁子霖,從此我們一起開始了“六四”受難者的尋訪活動。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中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為尋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難屬們的友誼、朋友們的支持是治癒傷痛的良藥。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我們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願望,但集中起來,就是這十六個字:“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共識,我想這也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的共同心聲。(王楠的媽媽——張先玲執筆  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