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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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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東旭的證辭 ── 遇難者馬承芬的丈夫
其他六四死難者 :

馬承芬 生平 :

編號 0089 姓名  馬承芬 性別 女 遇難年齡 55
家庭所在地 北京市
生前單位、職業 49年參軍,參加過抗美援朝,53年回國復員,屬鐵道兵
遇難情況
89.6.3.晚,與樓內鄰居在院內(水利科學院對門)納涼,遭行進中的軍車射擊,腹部中彈,送304醫院搶救無效,於6.4凌晨身亡。馬死後,其夫曾多次給軍隊系統寫信反映,一直無回答,92年由其夫個人出資將骨灰安葬於金山陵園
家庭情況 夫,杜東旭,現年68歲,原機械工程兵,離休幹部;93年與一外地女教師錢普泰再婚。杜現擔任一家報社的特邀編輯。有子女。杜、錢白天在海澱老年大學裱畫班T:66816529-284(O)
地址 海澱區羊坊店茂林居1號樓4層4號
郵編 100038電話 68574955(H)
備注 (木樨地茂林商場後面)。另:68514446-448

 

089   馬承芬,女,55歲。89.6.3晚,與樓內鄰居在院內(水利科學院對門)納涼,遭行進中的軍車射擊,腹部中彈,送304醫院搶救無效,於6.4凌晨身亡。其夫杜東旭多次給軍隊寫信反映,一直無回答,骨灰安葬於金山陵園。


杜東旭的證辭 ── 遇難者 馬承芬的丈夫

 馬承芬﹐女﹐1934 年出生﹐遇難時 55 歲﹔生前為復員老軍人﹔89 年 6 月 3 日晚 11 時﹐在總政干休四所宿舍樓下乘涼時被戒嚴部隊槍殺﹐子彈射入右下腹部﹐傷口約 4 至 5 厘米﹐6 月 4 時晨死於 304 醫院﹔骨灰自費安葬於金山陵園。

我的妻子是一位退伍老軍人﹐1934 年出生於河北省﹐1949 年參軍﹐1951 年入朝參戰﹐在韓戰中歷經三載幸免遇難。歸國後 1958 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到了晚年卻無辜死在了所謂人民軍隊的槍彈下。十年前的 89 學運和民運﹐ 全國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從國家前途著想﹐起來反對貪污、腐敗﹐要求自由、民主﹐並要求與當時身為總理的李鵬對話﹐李鵬不僅不聽廣大民眾的呼聲﹐反而喪盡天良於 6 月 3 日派軍車、坦克進城﹐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我們家住在總政白石橋第四干休所﹐位於復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還有 200 米左右。當時很多老幹部(約有數十人)聚集在干休所的樓下﹐對開槍屠殺人民的行為憤恨不平。約在夜間 10 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向衚衕裡開槍﹐當時我妻子正坐在樓下台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當時我站在離她 2 米遠處和一位老幹部說話)。突然間﹐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右下腹部﹐傷口直徑有 4 至 5 厘米﹐鮮血流了滿地。 她當時就栽倒在地下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必須馬上送醫院搶救﹐可是汽車又不准出動﹐只好借一輛三輪車﹐夜 11 點多送到 304 醫院。因醫院受槍傷的人太多﹐直到 4 日凌晨 3 點多﹐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後送回病房﹐也未給輸氧(事前已向院方說明她前兩個月因心臟病在此住過兩個月醫院)。當時以為並不嚴重﹐她躲過了這埸災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這把我和孩子們都嚇壞了﹐我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復發﹐醫生又把我送進搶救室搶救﹐經兩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事後經干休所聯繫﹐把妻子送八寶山火化﹐三年後﹐我又自費將她的骨灰盒安葬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園了。

“六.四”慘案已經十年﹐我們這些死難者家屬和難友﹐每年都向當局寫信申訴﹐要求公正解決“六.四”問題。我個人在“六.四”後的前兩年也多次向總政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因為我妻子完完全全是被無辜殺害的﹐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不僅不給我一個答覆﹐反而再三阻攔我同一些難友的聯繫﹔當局還一再厚顏無恥地說什麼天安門沒死一個人。我在“六.四”早晨從急救室出來在醫院門前等車時﹐親耳聽醫院護士邊走邊說﹕“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至於死亡人數僅在 304 醫院起碼有數十人﹐在復興醫院、鐵路醫院死亡的人數更多﹐更何況在大街上被射殺的人﹐當時由軍車運走或就地掩埋的就更是數不勝數了。

杜東旭

1999年1月29日


人間相伴能幾時,朝朝暮暮總相思 (六四死難者 馬承芬的丈夫 杜東旭)

二十年前學生們為了國家的前程,不惜犧牲一切在大街上遊行請願,提出反貪反腐,爭民主的口號。可是讓人沒有想到,當權者竟然出動大量軍隊,開著坦克鎮壓學生,並用機槍掃射,打死數百甚至上千人。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我的愛人、當年已經55歲的 馬承芬竟也成了一名慘遭槍殺的無辜死難者。

她是1949年參軍的,1951年入朝參戰。在朝鮮戰場上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於1958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1989年,她都已退休了,本來可以安度晚年,卻沒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當時,我們所住的幹休所,就在複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慘案發生後,在我們居住的幹休所樓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軍隊老幹部,他們都對軍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行為忿忿不平。夜間約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胡同裏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我的妻子正坐在樓下臺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我就站在離妻子2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我妻子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著送附近的醫院掄救,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妻子的突然死亡,我真如五雷轟頂,痛苦萬分,對這個社會真正絕望了。若不是子女和親朋的勸說,我都不想活下去了,將近兩天多沒有吃飯,實在難以下嚥。

好不容易熬過了兩年多,後經好友的女兒牽線,結識了“六四”難屬丁子霖,幸運地參加了難屬群體的抗爭行列。

但是,接著事情也來了。二十年來,我遇到很多艱難的事,幾乎每到“六四”,或有重大行動,都會受到公安的監視。比如:當年克林頓訪華前,幹休所的領導找我談話,要我到北戴河避暑,開始我不知內情,說好啊!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用心。

平時,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監視,每到“六四”前後,只要我一下樓,就有戰士和派出所公安人員跟隨,哪怕到幹休所開會也有人跟隨到樓上。對此我萬分氣憤。既然如此,我就跟他們說要到植物園去;到了第二天,我又說要到故宮去,他們就不得不派車跟我去。

2005年1月17日, 趙紫陽病故的當天,我並不知情況,正好當天出發到成都女兒家去。就在這一天,我接到幹休所管委會主任的電話,他問我在哪里,我因為不知道他的用意,便告訴他我在成都。他說, 趙紫陽病故了,千萬不要去他家。我覺得很好笑,我住在成都怎麼也趕不回來呀!但我得知這個消息,我真的很遺憾,也很悲傷。如果我沒有離開北京,我一定要去參加弔唁的。

後來我從成都回來,孩子告訴我, 趙紫陽病故後,他們怕我去,就多次去找他問。孩子告訴他們,我去了成都了,可他們還是不相信,又問明電話打到成都。這樣的做法我覺得太無聊。為了發洩我的氣憤,我又故意給他回電說:我正在 趙紫陽家,你們想怎麼辦?

總之,這樣的事情很多,實在太多了。二十年了,我和所有“六四”受難家屬都懷著同樣的心情,要求公平公正地公佈“六四”真相,對“六四”慘案製造者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並且進行賠償,以告慰被無辜打死的亡靈,使他們能夠得到安息。

最後賦詩一首:攸攸生死猶千載,兩處茫茫皆不見。人間相伴能幾時,朝朝暮暮總相思。

原載於 天安門母親網頁: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


丁子霖:從生還到死別—— 一位退伍女軍人的人生悲劇

大約是在1995年初冬的一天,我從門外的信箱裡發現了一張寫給我的小紙條,上面留有呼機號碼,說希望能來家看望我。幾天後,一位素不相識的姑娘來到我家裡,說她叫胡 ×,是本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的進修生。她說她兩年來從外電中常常聽到我的聲音,也聽到很多有關的報導,知道我們一直在尋訪“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和傷殘者。她想見到我,是要向我提供一位死難者的線索。她說在她父母居住的一個軍隊大院裡,有一位退伍的女軍人在“六四”時被打死了。她認識死者的丈夫,也是一位退休的老軍人,只是年齡比他妻子大一些。她說,這位老軍人自妻子遇難後,精神很痛苦,生活很孤單,朋友們出於好意,為他介紹了一位喪偶的退休小學教師,作為晚年的伴侶,現在兩人相依為命。

這位女學生舉止文雅、大方,說話慢悠悠的。談話間,有一種很容易溝通的親切感。那時,“六四”大屠殺所造成的恐怖氛圍尚未消退,我正受到安全部門“便衣警察”的嚴密監控,象她這樣敢於邁進我家門的青年學生並不多。也正因為如此,我特別珍視這份純潔的友誼,這份友誼一直延續到今天。

同那位老軍人接觸,我有很多顧慮。因為畢竟是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何況,“六四”後各個單位都搞清查,要求在“六四”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我不知道這位軍人對那場大屠殺、對他妻子的死持何種態度。為此,我請那位女學生事先作了探詢。結果證明我多慮了。

我記得第一次與這位老軍人見面是在我家裡,是由他後來的老伴陪同一起來的。初次見面,老軍人就坦然地陳述了他前妻的身世及遇難的經過。

他前妻叫 馬承芬,1934年出生於河北省,1949年參軍,1951年入朝參戰,在朝鮮戰場上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於1958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六四”時,他倆都已退休,本來可以安度晚年了,卻沒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他告訴我,當時,他們所住的幹休所就在複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慘案發生後,在他們居住的幹休所樓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軍隊老幹部,他們都對軍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行為忿忿不平。夜間約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胡同裡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他的妻子正坐在樓下臺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他就站在離妻子2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著送附近的醫院搶救,可他們部隊單位有命令,所有汽車都不准出動,於是只好借了一輛三輪車,於11點多把他受傷的妻子送到了304醫院。但是,當時醫院的傷患太多了,直到4日淩晨3點多,他妻子才被推進手術室。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草草手術,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給輸氧。當時都以為她的傷勢並不嚴重,她躲過了這埸劫難,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妻子的突然死亡,他痛苦萬分,致使心臟病發作,醫生又把他送進了掄救室,經兩個多小時才緩過來。

老軍人無法遏制他對這場殺戮的憤慨。他說,89那場運動,廣大學生和民眾從國家前途著想,起來反對貪污、反對腐敗,要求實行民主。當時的軍委主席鄧小平,還有身為一國總理的李鵬,本來應該聽取廣大民眾的呼聲,但他們不僅不聽,反而喪盡天良地發佈戒嚴令,調動軍車、坦克進城,把槍口對準了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他說,他妻子在學運期間,沒有上過街,沒有參加過什麼活動,她只是一個普通的退伍軍人。當年她沒有死在朝鮮戰場上,到了晚年卻無緣無故死在了“人民軍隊”的槍彈下。這個政府怎麼了!還是人民政府嗎?

他說,他也是一個軍人,軍人怎麼能向老百姓開槍呢?為了給死去的妻子討個公道,他曾在“六四”後多次向軍隊的總政治部和國家領導人寫信要一個說法,但結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從此,這位在共產黨軍隊裡服役了大半輩子的老軍人,不再對這個黨、這個軍隊抱什麼希望了。他說當局一再厚顏無恥地說什麼“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想以此來掩蓋他們屠殺的罪行,“我要問問他們,我妻子是不是你們打死的?她究竟犯了什麼死罪!”他說他是尊重事實的人,他在妻子遇難的那天早晨他從醫院的急救室出來時,親耳聽到醫院的護士邊走邊議論:“可把我嚇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輛坦克把一個人碾成了肉泥!”他說這難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謠!

這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軍人。他胸懷開闊,深明大義;他同情弱者,心地善良。在我同他的接觸中,絲毫感覺不到軍、地之間的隔閡。他現在的那位老伴,也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善良女性,為了撫平丈夫心靈的創傷,不僅在生活上精心照顧他,而且同他一起參加我們難屬群體的活動。我想,正是她的這種關心和支持,才使得這位晚年喪偶的老軍人能從痛苦的煎熬中挺過來,而且頂住了來自所在部隊的給他施加的種種壓力。

他曾對我說,自從他參加我們的簽名活動後,他所屬部隊的領導曾多次對別人說:“×××本來是很老實的,現在卻不老實了。”部隊領導還常常找他“談話”。說什麼:“你是軍人,原來還是我們的領導,道理你比我們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從國家的大局,部隊有部隊的紀律,不要再去摻和地方上的事了。”但這位老軍人斷然地回答:“不是說軍民一家、軍民魚水情嗎?為什麼不參加!‘六四’是對人民犯罪,必須平反。難屬群體的要求是合理的,我為什麼不支持!”以後他每次簽名,領導都要找他談話,他也都是那幾句話,而且反過來要他們回答:政府為什麼把他的妻子打死?打死了為什麼不給個說法!後來,單位領導一看壓不服他,就改變了方式,一到敏感時期,就“請”他們去外地“旅遊”,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參加簽名什麼的,給單位的領導添麻煩。

但是,他和他的老伴還是照常參加難屬群體的活動。在這個到處是強權和金錢主宰著的世界上,兩位老人從這個群體找到了生命的依託,因此總想著要為大家做一些事。當他們得知還有很多同命運的人生活在無人過問、無人幫助的境地時,遂積極地參與了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他們常常去附近地區訪問受難的家庭,給予難友們力所能及的幫助。他們外出旅遊,也不忘外地的受難親屬。有一次他倆去我們蘇南的居所小住,回京時還特地繞道蘇北,去看望了一家難友。

在幾年前的一個炎熱的夏天,我被國安部的警察監控在家裡,不能出門。一天,他倆來看我。說話間,我提到有人提供了一位死難者的線索,可是姓名、地址都並不確切。兩位老人當即答應由他們試著去尋找。事後,他倆向我描述了尋找這家難屬的艱難經歷:

那天他們頂著烈日,乘了很長時間的公共汽車,走了很長一段泥濘小路,又在居民區的樓群裡轉了好半天,終於找到了所要尋找的一個住宅樓,但一問卻並沒有要找的那個家庭。他們又詢問了好多人,仍無下落。就在兩位老人幾乎要放棄的時候,發現路邊有幾位老婦人在聊天,便上前打聽,問他們這裡有沒有一個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們不敢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只說是從外地老家來找人的。也許是他們的誠意打動了那些老婦人吧,其中一位指著另一位說:“她就是,她家兒子沒有了;她自己也剛出院。”原來所指的那位老婦人正是他們要找的人。那位老人的兒子打“六四”失蹤後,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父親因失去兒子抑鬱過度已於94年病逝,老母親接著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也已是風燭殘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軍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她)們經歷不同,職業不同,甚至地位不同,但相同的命運把他(她)們連在了一起。從此,他們與這家難屬建立了牢固的聯繫。

現在,這位老軍人已70多歲了,他的老伴也快70了。但他倆不想像別的退休老人那樣,無所事事的過完一輩子。他們除了有一個小家,還有一個大家,一個由100多位難友凝聚起來的大家。作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他們義不容辭地為群體做了很多事情,相信在他們的有生之年,還會繼續下去,這正是我最為感動的。(2003/12/13)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20truth%20and%20victims/Authentic%20records%20of%20visiting%20the%20victims/authentic_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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