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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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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六四死難者 :

田道明 生平 :

編號 0054 姓名 田道民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22
家庭所在地 湖北石首市
生前單位、職業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
遇難情況 89.6.4.清晨,田做完畢業論文後去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家庭情況 父,田維炎;母,黃定英。家在農村,有兄弟姐妹8人,僅他一人上大學,家境貧寒,其同班同學相約每人每年給其父母寄10元作補貼。
地址 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九組 郵編 434414
備注 現住:廣東省花都市新華鎮松園里22號805
P:510800電話 :020-86883346

054  田道明,男 ,22歲,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6月4日淩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薰倒在地,隨後被開過來的坦克碾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碾掉,當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他是這個家庭的唯一希望。


田道民,遇難時22歲,湖北石首市人,生前為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6月4日淩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薰倒在地,隨後被開過來的坦克碾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碾掉。當時被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但已無法救治,當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有兄弟姐妹8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學,他是這個家庭的唯一希望。田死後其家屬把他的骨灰從北京抱回家鄉——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安葬,父母至今一提起死去的兒子仍痛苦萬分。(丁子霖:瘋狂的坦克 20050308)


我心裡總有一道傷口,怎能忘記

尤維潔 吳麗虹

2013年10月13日周日,我和吳麗虹南下,看望並探訪在外地的難屬。採訪是從廣州開始,第一家便是廣州花都區。這是“六四”死難者 田道明父母現在的家,原來他們住在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

 

 田道明,1989年是北京科技大學85級管理系學生,“六四”時被坦克碾死。他的父母田維炎、黃定英現在住在廣州,與他們的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

時光冉冉,“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24年了,他的父母也步入了老年。

二十四年過去了,如政府所做的,他們千方百計對中國百姓封鎖有關“六四”大屠殺的真實情況,在歌頌他們治國的豐功偉績時絕口不提“六四”屠城的罪惡。隨著時間的流逝,“六四”屠城會漸漸淡出中國人民的視線,時間真的會讓記憶淡忘嗎?

我們離開北京時,給他們打了電話,黃定英接的電話,得知我們要來,她很高興,囑咐我們,到了廣州,她會讓小兒子開車來接。電話裡我告訴她,我們已經訂好了住店,離他們住的地方花都區應該是不太遠,而且,住店離地鐵站很近,不麻煩他們了。

人還未到廣州,就接到他們的小兒子發來的短信,問我們幾點能到廣州,告訴我們如何中轉地鐵線路、在哪站下車、下車後他會和他的父母到住店看望我們。

我們買的是北京到廣州的高鐵票,在廣州南站下車後,直接坐地鐵去目的地。我們和田維炎夫婦及他們的小兒子從未謀過面。從地鐵站出來,一個個子不高、上身著一件紫花短袖無領衫、下身穿一條黑色褲子的婦女走過來,對吳麗虹說:“你們是北京來的吧?”“是的,您是黃定英吧?”聽到對話的聲音,我急忙轉過身去,看到吳麗虹正在和一位婦女說話,旁邊站著一位老者和一位看起來還很年輕的男士。我知道,這定是田維炎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

他們把我們送到住店。我們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脫去離開北京時穿的秋裝,換上夏裝。北京的10月已經進入了秋天,但是,廣州還很熱,有點像是北京9月上旬的天氣。

他們為我們接風洗塵。席間,黃定英說道:“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心裡一直放不下我的兒子 田道明被坦克軋死這件事,經常會想起他來。儘管我的小兒子、兒媳都對我們很孝順,讓我們開心,讓我們不要總是想著不開心的事,但是,心裡就是放不下。”“今天,見到你們,這麼遠能來看我們,我們就像見到自己最親的親人一般,我們的關係不同於任何一種關係,大家都是難屬,同命相連。”

我和吳麗虹也講了當年我們的丈夫被打死的經過。

由於天色已晚,我們當天沒有去他們的小兒子家,約定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左右到他們家。

第二天,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坐車,坐到茶園農場,在車上便看見黃定英早已等在那裡。的確,社區離車站不遠,往前走到路口,拐過彎有一百米的距離就到了社區的門口,田維炎在社區的門口等著我們。

緊挨著社區大門口有幾間屋子,門口掛著老年活動中心的牌子,站在門口可以看到屋裡有幾張桌子,那是棋牌室活動的地方,裡面有幾位老人在打麻將。黃定英指著棋牌室對我們說:“老田每天在棋牌室值值班,看著活動中心,幫助收收錢,居委會每月給他800元錢。兒子也不需要我們掙錢,只是在家裡沒有事幹,在外面做些事,掙點零花錢。以前,我的孫女小的時候,我帶孩子,現在,孫女大了,我沒事,有時候也會到這裡,幫助搞搞衛生,大家的關係相處得都非常好。”

左起:吳麗虹  黃定英  田維炎  尤維潔

田維炎夫婦把我們領到家,整個社區不是高層建築,都是六層的板樓,他們家住在五樓。黃定英邊走邊介紹:“我們是2004年搬到這個社區來的。在這個社區已經住了很多年了,現在,年紀大了,兒子說社區沒有電梯,等以後再重新買一套帶電梯的房子讓我們住,可以不用爬樓梯了。”

來到他們家,一進門,是一個很大的陽臺,陽臺連著客廳。他們的兒媳婦在家,兒媳婦看起來是一個很明理的人。她原是在某物業公司工作,現辭職在家,料理家務。女兒已經12歲了,學習很好。

田維炎今年72歲、黃定英今年68歲。原是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人,孩子們小的時候,他們在家務農養活幾個孩子,在農村時,靠種地,每年收成換不來多少錢,每當農閒不忙時,田維炎還要靠打一些短工接濟家裡的生活。

田維炎夫婦共有五個孩子,老大是女兒,老二是兒子 田道明、死於“六四”大屠殺中,老三、老四是女兒,老五是兒子。三個女兒都嫁在不同的地方。

小兒子畢業于廈門大學財經專業,目前,任職於某電力公司,原名父姓,後改為母姓。他是一個孝順的孩子,知道他的父母一生非常不容易。自己的哥哥在北京被無辜打死,當年,自己雖然年紀小,很多事情不是太清楚,但是,目睹了父母失去兒子的痛苦,母親為此得了精神病,曾住兩次院,父親強忍內心的痛苦,繼續為了家庭生活到處奔波,心中就萌生了自己工作後,一定要把父母接到身邊,讓他們可以頤享天年。因此,他1998年畢業後,1999年便將父母親從湖北老家接到廣州,共同生活至今。

我們說明了來意:“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二十四年了,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我們在北京的難屬,一直記掛著外地的難屬,不知你們生活情況如何,這二十多年是怎麼過的。今天,特地來看望你們,是想聽聽你們的心聲。我們還要繼續向共產黨及中國政府追究其屠城的責任。

田維炎首先說道:“我們要求中央能給我們有一個圓滿的答覆,我們認為‘六四’大屠殺中央搞得不對,自己的兒子只是去讀書,沒有觸犯中國的法律,也沒有做危害國家的事,採用這麼殘忍的手段,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以及北京市民,至今,沒有一個說法。我們希望,中央能在我們有生之年,給我們一個結論。如果中央不解決,我們心中不服!”

我說:“我們從95年開始,就向國家提出我們的訴求,要求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公佈六四真相、對受難者親屬進行國家賠償。您認為我們的三項訴求是否合情合理,今後。我們該如何做?”

田維炎說:“堅持我們的三項訴求當然是對的,還要繼續堅持下去!我們就是要和中央評評理,中央這麼做,完全是錯誤的,把我的孩子用坦克碾死,這麼殘忍,是什麼道理!”

夫婦倆共同談起當年 田道明被坦克碾死的經過。

 田道明在軍訓證書上的照片

 田道明1989年遇難年齡22歲,已經是大四的學生,再有一個多月就大學畢業了。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學校電報通知家屬,他的父母接到電報後如晴天霹靂,天塌下來一般,實在無法成行,由他們的兩個侄子去北京替他們處理後事。田維炎的侄子當年一個36歲,一個25歲,處理完後事後回來對他們敘述了相關情況。

 田道明和他的同學在一起

6月3日白天, 田道明在學校裡做畢業論文,下午五點多鐘吃完晚飯後,有3個不是一個班的同學,看見他對他說:“ 田道明,你白天怎麼沒有去?白天,政府沒有和我們對話,聽說晚上政府會和我們對話,一起去看看吧。”他們結伴出去。

同學告訴田維炎的侄子,在去天安門廣場的路上,部隊已經開始開槍, 田道明和同學們也一起參加了搶救受傷學生和市民的行動。

天安門廣場在6月4日臨晨清場後,學生們四人一排,從天安門廣場往西長安街方向撤離。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隊,北京市民護住學生跪在坦克前,攔住部隊,部隊打出帶有毒氣的催淚彈使得在場的學生、市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從這些失去知覺的人群中軋過去, 田道明也在其中。 田道明半個額頭帶一隻眼睛被坦克軋掉,只剩下半個額頭及另一隻眼睛,身上沒有傷痕,當時死亡。他的一個同學暈倒時,正好是倒在馬路邊上欄杆處,翻倒在馬路牙外邊,牙齒磕掉了一顆,撿回了一條命,回來向他的兩個侄子講訴了當時的情景。北京的市民為了搶回學生的屍體,被機槍掃射打死打傷了很多人,地上的血很厚,洗都洗不乾淨。

…………

將近中午,田維炎因要去棋牌室關門,離開了家,我們繼續和黃定英談。

我說:“我在北京臨來時,看了丁老師匯總的難屬資料,知道 田道明是被坦克軋死的。而且,在六部口還死了好幾位,都是被坦克碾死的,但是,沒有想到這麼慘。政府竟然用有毒的催淚彈,用在自己國家的國民身上,讓他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並排壓過去,這還是第一次聽說。政府這樣的行為,簡直是在犯罪!”說著說著,我的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吳麗虹也說:“我們家是老北京人,聽老人們說,過去,國民黨殘忍吧,他們面對學生運動也只是拿水龍頭漬學生,沒有看到開槍去鎮壓學生。”

“是的,我在醫院時,一位老者也說過同樣的話,他活了這麼大歲數,在北京,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血腥的場面。”

“我在家,聽我的侄子回來說,軍隊鎮壓,是中央對部隊說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部隊在進京之前,不讓他們看報紙、不讓他們看新聞。”

“不管怎麼樣,咱們的兒子,沒有犯法吧,是無辜的吧。學生再不對,把他們抓起來,把事情問清楚了,也不能開槍殺人吧。”吳麗虹接著說。

“他是無辜的,他只是去讀書。我的孩子這麼殘忍地被殺死,心裡很難過。自己的孩子考入北京的大學,要想培養他,從小就要開始,我們在農村種地,一年也得不到多少錢,因此,很不容易,結果,書沒有讀完,就被國家打死了,非常可惜,自己心裡怎麼能忘記呢,在我的心裡總是有一道傷口。我的孩子,那天出去,只是聽說,鄧小平要出來和學生對話,你鄧小平出來和學生對話,有什麼不可以?下令用這樣的極端手段對學生,我無法接受,這麼多年了,這件事情一直壓在我的心裡,根本忘不掉。”

學校,對 田道明的處理意見當年定為誤傷而死。因此,讓他們的侄子給他們帶了一千元錢。 田道明的同學們得知他的家境非常困難,自願每人捐出10元錢給田維炎夫婦,讓他們供小兒子繼續讀書。當年,他們的小兒子在讀中學,還給他們寄過一些工作服之類的衣服。後來, 田道明的同學,因當年的學潮,分配的工作都不理想,漸漸地就失去了聯繫。

 田道明的骨灰葬在湖北石首市高陵鎮老家, 田道明的學生證、身份證、衣物等按照老家的風俗習慣,燒給了他。現在,他們也不常回老家,把家中的屋和地都給親戚了。

兒子被無辜打死已經二十多年了,早些年,田維炎夫婦都是以淚洗面。 田道明的父親在老家種地時,每天都要在地頭哭一場。母親精神上很長時間都不能從中解脫出來,甚至去精神病醫院看過病。這麼多年,內心深處沒有一天不想自己的兒子。夫婦倆一再重申: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國家對六四大屠殺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解決,還原當年開槍的真相,中國是有法的,我們的孩子不能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中央不要再回避下去了,必須給我們一個交待。

我和吳麗虹的心和他們一樣,做為一個中國的普通公民,第一次知道,北京六部口,中國的軍人採用如此殘忍的手段,去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況且,學生們已經從天安門廣場撤離,清場任務已經結束,學生們並沒有用暴力行為去對抗中國的軍隊。北京究竟有沒有發生反革命暴亂,誰又是暴徒,不能再用謊言去欺騙民眾了!在六部口,採用毒瓦斯摧殘人的神經,再用坦克去碾壓毫無反抗能力倒在地上的人群,這樣一種集體滅絕,實在是令人髮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的軍隊、下令用坦克碾壓群眾的命令者及執行者,都將會受到人民的審判,歷史是公正的。

(《中國人權雙週刊》第127期  2014年3月21日—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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