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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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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 生平 :

編號 0018 姓名  王建平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27
家庭所在地 北京市
生前單位、職業 北京市煤氣公司南郊車隊司機
遇難情況
89.6.3.夜,在西單路口左胸中彈,傷及肺,4日凌晨死於北京市急救中心。骨灰先安葬在京郊一位農民的地裡,後移至海澱區東升骨灰堂。
家庭情況 父,王廣明,為五建公司退休工人;母袁淑敏,國棉三廠退休工人。妻,侯月萍,北京液化氣公司西郊罐瓶廠食堂工人。王遇難時留下僅八個月的孿生女王清、王晨,與王的父母同住。
地址 西城區阜外大街北營房北四巷2號
郵編 100000 電話 88372157(H)

 

018   王建平,男,27歲,北京市煤氣公司南郊車隊司機。89.6.3.夜,在西單路口左胸中彈,傷及肺,4日凌晨死於北京市急救中心。骨灰先安葬在京郊一位農民的地裡,後移至海澱區東升骨灰堂。


口述历史(之十六) : 六四遇难者 王建平 - Testimony

六四遇难者 王建平的母亲袁淑敏 - 口述历史录像

The Testimony by June 4th Victim Wang Jianping's Mother Yuan Shuming


婆媳倆細說傷心往事

在北京阜外大街南側的現代化樓群之間,保留了清末民初的一片老房子。在這些老房子的周圍,又聚集了無法計數的臨建房。這些房子都十分簡陋,屋架子很多是用廢棄的建築構件撐起來的,牆體也都是用撿來的舊磚頭砌成的。這些破舊、簡陋的房子裡都住滿了普通的市民。政府早就想要把這片破房子拆掉了,因為太有礙觀瞻,尤其是北京已爭取到了奧運會的主辦權,這裡的拆遷更迫在眉睫了。但是,這麼多住戶,你把他們往哪裡趕呢?北京近年來新房倒是蓋了不少,但政府發給的那麼一點點補償金買得起這樣的新房嗎?因此,這片老房子至今仍保留在那裡,成了一些懷舊者心儀的地方。

去年夏天,我和我先生陪同一位從海外來的記者朋友,去看望了居住在這片老房子裡的一家難屬。在這塊方圓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盤上,曲曲彎彎的小胡同卻好像沒有個盡頭,有些地方狹窄得像雞腸子似的。雖然我曾多次訪問這家難屬,但每次前往,都一樣的陌生。這次我們仍然是詢問了好幾家這裡的住戶,才在一條形同枯樹枝杈的胡同盡頭找到了這家難屬。

然而,那眼前的一切,好像與上次訪問時大不一樣了。三間小北房已有一多半坍塌,地上堆滿了灰渣瓦礫;所剩的一小間雖然仍聳立在那裡,但門框和柱子也都歪斜了。這間小房子只勉強放得下一張床和一張小桌,是這家男主人活動的天地。在北房的對面,僅幾步之遙,是一間好多年前臨時搭建的“地震棚”,後來它演變成了一間長期住房(北京人都把這種臨建房稱為“地震棚”,因為其形制很像1976年唐山地震時搭建的臨時窩棚)。這個“地震棚”曾經是死去的兒子結婚時的新房,現在住著女主人和她的兩個孿生的小孫女。可以說,祖孫三人吃喝拉撒睡全在這裡了。

我們的那位記者朋友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家難屬的生存狀況竟會這麼差。看得出來,這對他有很大的觸動。他表示要把這次採訪所見到的一切如實地向世界披露。

“十五年前的那件事情,我已經麻木了,因為我身邊有兩個孩子,不能讓她們受傷害,眼淚也就只能往肚子裡咽。”這是孩子的奶奶,她姓袁,一位年近70的老大姐,是她第一個打破了小屋裡的寂靜與凝重。接著她說:

“建平(兒子)遇難的那年,我真傷心啊!好端端的一個人就這樣沒了,無緣無故被殺害了,政府對我們老百姓太殘酷了!”

接著婆媳倆詳細地講述了建平遇難的經過。婆婆說:當時她是國棉廠的工人,年紀還不算大,學運開始後,她下班後再晚也要去看看學生。6月3日晚上,建平下班回家後(他是燃氣瓶廠的司機),晚飯都沒有顧得上吃,就同他妻子一起騎車出去了。當時大街上人很多,到了西單他倆就擠散了,直到深夜三點都沒有回來。

兒媳接著婆婆的話茬說:她和她丈夫被擠散時聽旁邊的一個人說:“倒了一個大學生!”她伸手一摸,誤以為是自己的丈夫,就當即嚇暈了。後來她被人抬到了路邊。醒來後,就往家裡打電話,說建平找不到了,要求家人一起去尋找。當婆婆趕到的時候,她哭著說:“他死了!”婆婆一聽也懵了,一下子也倒在了地上,隨之有好心人把她們婆媳倆用平板車送回了家。

在以後的幾天裡,家人和同事四處尋找。他們去各個醫院打聽,到屍體堆裡去翻檢,卻不見蹤影。6月7日,家人來到北京市急救中心,從那裡貼出的死者照片中認出了建平。急救中心的大夫對他們說:“這小夥子抬進來時還哼哼著呢,要是能及時搶救還死不了。但當時上級有指示老百姓不讓治,只能給受傷的士兵治,所以他死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建平的下落,他們就趕緊去認屍,可是,發現死者並不是建平。再經查證,原來是醫院把遺體弄錯了,把建平當成了戒嚴部隊的士兵,在他們去領屍體時已把屍體拉到昌平去開追悼會了。後來戒嚴部隊也發現拉措了,又送回了急救中心。就這樣折騰了20多天,一直到6月27日才確認了建平的屍體,家人才把屍體送到八寶山火葬場火化。

兒媳告訴我們:建平遇難時才27歲,給她留下了一對才出生9個月孿生女。她說,她們婆媳倆要帶好這兩個孩子有多難啊!建平一死,原來的經濟來源斷了,生活也就遇到了困難。實在沒有法子,就由婆婆出面要求燃氣公司讓她頂了她丈夫的班。8月份她就去上班了,兩個孩子由婆婆照管。

她說她與建平從小就是鄰居,可以說是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他們87年9月結婚,就盼著有個能過得去的日子,想不到他就這樣走了。她那年才23歲。

袁大姐說起她兒子來,至今仍流露出一種驕傲。她說她兒子很老實,人緣也很好,單位的同事都誇他。平時不輪到他出車時,他總是把車場打掃得乾乾淨淨的。……

她說平時家裡有人,她的心情還好一些;要是一個人在家,一端起飯碗就想死去的兒子;有一天下大雨,她一個人跑到大街的馬路牙子上坐著,總覺得兒子沒有死,他會回來的。她說每當夜靜更深,就更難熬,服藥後才能勉強睡下。現在心臟病也有了,血壓也高了,身體已一天不如一天。

她說這些年來多虧了海外朋友的人道捐款,幫她們度過了最艱難的年月。她告訴我,孩子大了,家裡還沒有彩色電視,去年她用人道捐款買了一台1000元人民幣的彩電,是人家介紹的二手貨。這樣,兩個上中學的孩子就可以看到電視臺的“空中課堂”了。

說到這裡,袁大姐那瘦削的臉上才露出了一點寬慰的神情。但她對眼下的世道人心深感不解。她說她在國棉三廠服務了32年,連年是“勞模”,可以說貢獻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但1989年兒子死了,家裡出了那麼大的事,單位裡卻連個人影都沒有在她家裡出現過。她說她過去只知道聽黨的話,別的什麼都不懂。她說打“六四”以後,她覺悟了;自從與難友們有了交往,她懂了很多事情。她說每一個人都有一份人權,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應該享有一份人權。如果這份人權被別人剝奪了,就要去奪回來。她說自從她在難屬群體的公開信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以後,廠裡的領導有一次一下子派來了6個人,詢問她是否參加了簽名?為首的是誰?是男是女?還訓斥她: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

面對來人的警告,袁大姐鎮定地對他們說:“你們還有事嗎?沒事就請走人!”來人不得不訕訕地溜走了。

自那以後,每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派出所、廠裡都要找她。有一次難友張先玲女士去看望她,張前腳離開她的家,戶藉警後腳就進了她的家門。問她:送誰呢?她回答:你管不著!她說居委會還常常找她“談話”。她對他們說:同你們談,你們也解決不了我的問題;你們非要談不可,那就開一個會,或給我辦個“學習班”好了。她這樣頂了幾次,那些人也就不再來了。

王清、王晨姐妹倆一天天長大,也開始懂事了。有時她們向奶奶提出的問題著實難以回答。把89年發生的事情都告訴她們吧,怕她們小小年紀承受不了;要是不告訴她們吧,總覺得這是遲早的事,不能永遠瞞下去。

有一次孫女問奶奶:“人家都有爸爸,我們怎麼沒有?”

奶奶回答:“你爸病故了。”

孫女又問:“不是說現在的醫學很發達嗎?怎麼就治不了我爸呢?”

奶奶只得說:“你爸得了不治之症,沒法治。”

袁大姐說,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大人總不能老是用“你們爸爸病故了”之類的話來誆騙她們吧。母愛是人的天性,父愛也同樣是人的天性,兩個剛剛出生的孩子,還沒有來得及喊一聲“爸爸”,就被無情地剝奪了享受父愛的權利,天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情嗎?

有時,孩子們問奶奶:“你們大人總講‘六四’什麼的,‘六四’是什麼呀?”奶奶只好對她們說:“你們還小,等你們長大了,我再給你們講。你們現在只要記住:‘六四’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

是啊!“六四”是一個重要的紀念日。我想不僅在那場大屠殺中失去父母的孩子要記住這個日子,而且普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應該記住這個日子。(丁子霖執筆 20040418)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20truth%20and%20victims/Authentic%20records%20of%20visiting%20the%20victims/authentic_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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