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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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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六四死難者 :

袁力 生平 :

編號 0021 姓名  袁力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29 家庭所在地 北京市
生前單位、職業 機電部北京機械工業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
遇難情況
89.6.3.夜11點多,離家不久便在木樨地中彈,家人找遍北京44家醫院。袁為海軍總醫院第二號無名屍。6月19日家人認領後於6月24日火化,安葬於萬安公墓。  袁力於北方交大研究生畢業,曾訪德,並已獲赴美簽証。
家庭情況 父,袁可志,紡織部設計院主任工程師,年過70,已退休;母,李雪文,兒童醫院大夫,已退休,患有心臟病。有兄、姐各一。
地址 甘家口增光路紡織部設計院宿舍4號樓312號
郵編 100037 電話 68395876 (H)

021  袁力,Yuan Li,男,出生於1960年7月7日,遇難時29歲;北方交大碩士研究生畢業,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曾訪德,並已獲赴美簽證。1989.6.3.夜11點多,離家不久便在木樨地咽部中彈,家人找遍北京44家醫院。袁為海軍總醫院第二號無名屍。6月19日家人認領後於6月24日火化,安葬于萬安公墓。


李雪文證詞 - 遇難者 袁力母親

Testimony of Li Xuewen - Mother of victim Yuan Li


袁可志的證詞——“六.四”遇難者 袁力的父親

 袁力,Yuan Li,男,出生於1960年7月7日,遇難時29歲;北方交大碩士研究生畢業,在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遇難前已接到美國Stevens Inst. of Tech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學通知書,並已取得出國護照,預定9月以前赴美深造。

89年6月3日子夜(約晚間11時45分)在木樨地遭戒嚴部隊槍殺,臨近6月4日零時被人送海軍醫院,因身上無證件,被列入2號無名屍體。遺體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骶處射出。現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萬安公墓。

 袁力的出生正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家人每日三餐都得先用秤計量才敢下鍋,母親營養不良,自然影響了 袁力嬰幼期的發育。他的生日正好是抗戰國難紀念日;上小學時,又適逢“文化大革命”。父親被關進了“牛棚”,繼而又下放湖北安陸五七農場勞動改造。 袁力也隨父親去了湖北農村,每天一大早餓著肚子涉步過河去上學,自帶一些乾糧充饑,加上水土不服,自幼罹致胃病。半年後,他又隨母親遠去西北黃土 高原山溝溝裡安家。1977年夏,他在山東濟寧一中學工、學軍、學農後高中畢業,經過三個月的刻苦自學,終於考入重點院校北京郵電學院春季斑,1981年底大學本科畢業,留校任教三年。1985年考上北方交通大學鐵道運輸自動化與通信專業研究生。1987年秋,他曾寫出一篇題為《心臟導管檢查資料的電腦分析計算》的論文(發表在《心肺血管學報》1988年第一期上),獲得北京市醫療研究部門的論文獎;只因其導師不勞而獲,要掛名在他之前,一氣之下, 袁力拒絕領獎。1987年10月離開北方交大,經自我推薦進入機械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翌年被委派去西德考察,談判專案(附照片)。回國後,除繼續擔任該所自控中心研究工作外,並代表該所參加國家高技術研究“863”發展計畫中的以清華大學為首的CIMS專案,曾受到過主題專家組的表彰。1989年春, 袁力已經取得留美出國護照,並已接到美國StevnsInst.ofTech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學通知書和接機表,預定是9月以前赴美深造。詎料“六·四”慘案從天而降,他沒能前往美國,卻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袁力的姐姐和哥哥都是“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失去了求學深造的機會。因此我們在 袁力墓碑的碑文上寫道:“......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隕落.....”。

89學生運動發生後,北京市全民回應,萬人空巷, 袁力因堅持工作,並沒有積極參加遊行示威,但他時刻關注著學運的發展情況。當父母因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所受衝擊心存餘悸而勸他不要過多介入運動時,他則強調: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還憂心忡忡地說:“一旦學運失敗,那該怎麼辦呢?”在89年“六·四”以前的半個多月時間裡,他幾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學廣播站聆聽學運消息。

5月20日晚,偶遇參加絕食的理工大學學生李**, 袁力與他暢談良久,並要求李**給天安門廣場學運指揮部領袖們捎個口信,建議停止絕食。他認為民眾已經行動起來,已無必要繼續採取傷害自己身體的斷然舉措。後來 袁力聽到 柴玲宣佈停止絕食的消息,興奮不已。6月2日下午, 袁力在辦公室內與同事們談論戒嚴部隊在六裡橋被民眾堵截受阻,有人認為戒嚴部隊可能開槍, 袁力則說絕不可能,人民解放軍決不會向人民開槍。他對官方宣傳的所謂“軍民魚水情”深信不疑。6月3日下午, 袁力去清華大學找一位研究生,因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門廣場,於是 袁力立即前往尋找,正遇學生們在府右街附近攔住一輛偷運槍支彈藥和鋼盔等武器的卡車,而且還有人用槍尖刺刀舉著鋼盔示威。 袁力認為這是學生們的一次正義行動,大快人心。此時駐紮在人民大會堂裡面的解放軍企圖衝擊人群奪回武器, 袁力與清華大學的同學一起手挽手攔住解放軍,勸說他們退回人民大會堂內,直到晚8時才回家吃晚飯洗澡。

當晚約11時半, 袁力聽到軍事博物館至木樨地一帶槍聲大作,就立即騎上自行車前往木樨地,他母親拉住他的自行車說:“危險,危險!已有人被打死,千萬不可前去!” 袁力則說,你們老年人尚且上街打聽消息,我一個單身小夥子怕什麼?當時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褲,頸上圍一條白毛巾,說是為了碰上催淚彈等毒氣時捂鼻子防毒之用。他執意跨上自行車,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豈知這竟是最後的訣別。我和他母親通宵達旦沒能合眼。6月4日淩晨沒見他回家,我們意識到出事了。我們請鄰居幫忙找來了 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尋找,並向西城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詢。所有人都建議我們到各醫院尋找。從6月4日起的半個月裡,由 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從長沙趕來的姐姐以及其他親友們一起,找遍了北京市區內的44家醫院,都找不到 袁力,連屍體都沒有見到。莫非是被戒嚴部隊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慮、恐懼、…….這樣日子實在不好過。直至6月19日,我們再次到各醫院拉網尋找,終於在海軍醫院太平間裡見到了他的屍體。原來 袁力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所以成了無法找到親屬的無名屍。在這段時間裡, 袁力的遺體曾被北京市彈簧廠的工人誤認領走,兩天後才送回。幸虧海軍醫院的一位老者想盡辦法保存好屍體,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沒有腐爛。

在尋找 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裡,所到44座醫院內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興醫院,屍首堆積成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經陸續被認領運走的還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間, 袁力失蹤的消息一傳出去,不僅許多親友來我家探望慰問,而且還有三位素不相識的青年人來訪,講述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他們在木樨地橋頭下和在橋側高樓腳手架上親眼目睹的殘酷情景:6月3日晚11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多少人應聲而倒。方隊過後,不少人用三輪板車或自行車搶運屍體及傷者送往附近醫院。相隔不到半小時,第一列車隊自西向東緩緩駛過木樨地橋,有人看到一青年高舉右臂,大聲喊道:“我是清華研究生.....”話音未落,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之中……。

從 袁力的屍體我們發現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塊烏青淤血,中彈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骶處射出(參見照片),鮮血染紅了背心和整條牛仔褲(血衣猶存)。我們斷定 袁力的右手是被槍托擊傷的;子彈是從軍車上舉槍往下射向 袁力的,彈道幾乎是直上直下。 袁力屍體臉部,雙目睜瞪,口微張,作喊話狀。在火化前我們才為他瞑目合嘴。

89年6月24日,在八寶山第三告別室舉行了向 袁力遺體告別儀式,參加者約300人。在儀式開始前,我們親眼看到兩個一人來高、裝得鼓鼓的黑色大塑膠袋,被人送入火化室,遠處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惡臭。對“六·四”慘案死難人數統計中,像這樣的遇難者,恐怕是很難調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後人以“六·四”國恥日來紀念他們了!

1989年7月29日,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內,舉行了 袁力骨灰下葬儀式, 袁力墓碑碑文是這樣寫的:慟哭吾兒未及而立之年猝然離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隕落天公如此不公喚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雙親吾兒七七墜地六三升天短暫一生不幸始終全家心碎永失歡笑立碑志哀。

十年來, 袁力的死留給親人的心靈創傷是無法彌合的。殺人者希望大家淡忘“六·四”慘案,但這只會使人們對殺人者的憤怒和對無辜死難者的痛苦記憶在心底裡埋得更深。從天而降的突然打擊,精神上的強烈刺激,導致 袁力的母親高血壓症病情加劇,心臟病多次惡性發作,特別是向 袁力遺體告別儀式時因暈厥而退埸。從89年以後的幾年中, 袁力的母親每年都因高血壓心臟病惡化而住醫院治療。再加上每年清明節、“六·四”在萬安公墓掃墓祭奠時,總是受到軍警、便衣的監視,這種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們遭受身心雙重損傷。安度晚年已成絕望。

袁可志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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