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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捷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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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六四死難者 :

蔣捷連 生平 :

編號 0001 姓名  蔣捷連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17 家庭所在地 北京市
生前單位、職業 中國人民大學附中高二四班學生
遇難情況 :
89.6.3.夜10:30左右,從家中衛生間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11點多戒嚴部隊強行突進至木樨地,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遭槍殺。中彈後對同伴說:“快跑﹗我可能中彈了﹗”隨即倒下。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市兒童醫院搶救無效身亡。醫院開具証明“來院前已死亡”,為6.3夜木樨地第一批遇難者。6月7日於八寶山火化,骨灰一直放置在家中靈堂內。
家庭情況 父,蔣培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母,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丁於95年、蔣於96年已提前強制性退休。
地址 海澱區萬柳中路新紀元家園2號樓6單元702號
郵編 100089 電話 82573763
備註 南方鄉間通信址:江蘇省錫山市張涇鎮涇皋新村37號,郵編 214194 電話 0510-3792489

 

001  蔣捷連,Jiang Jielian,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夜10:30左右離家,11點多戒嚴部隊強行突進至木樨地,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遭槍殺。中彈後對同伴說:“快跑!我可能中彈了!”隨即倒下。子彈從後背左側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市兒童醫院搶救無效身亡。醫院開具證明“來院前已死亡”,為6.3夜木樨地地區第一批遇難者。6月7日於八寶山火化,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丁子霖證詞 - 遇難者 蔣捷連母親

Testimony of Ding Zilin - Mother of Jian Jielian
 

丁子霖的證詞——“六四”遇難者 蔣捷連的母親

 蔣捷連,Jiang Jielian,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於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後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一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

89年4月,由 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學運一開始, 蔣捷連就十分關切。他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往來於人大、北大看大字報,聽大學生講演。4月19日,北京各高校大學生就要求重新評價 胡耀邦功過、參加追悼大會等問題,聚集在新華門前靜坐請願,與前來彈壓的軍警發生衝突。 蔣捷連作為一個中學生參加了這次請願活動。此後又多次參加運動。5月13日,北京各校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後,他常於夜間騎自行車前往廣場參加糾察隊維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學校上課。5月17日,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絕食活動進入高潮, 蔣捷連與班上數名同學組織所在學校人大附中2000余名學生參加了首都百萬人聲援絕食大學生的大遊行,這是首都中學生第一次有組織地走上街頭。5月19日李鵬發佈戒嚴令後,他又多次於深夜外出參加首都民眾堵截軍車、向軍隊說明學運情況、勸阻軍隊不要進城的行動。6月3日傍晚,中央電視臺廣播“緊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門,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後,他在家裡坐立不安,擔心天安門廣場大學生的安危,一定要騎車去天安門。我在家裡苦苦拉勸了他兩個小時,最後他掙脫了我,沖進衛生間,倒插上門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6月3日 蔣捷連離家的時間是晚10點半。他在人民大學校門口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兩人相約騎車去天安門,但到木樨地就再也無法前行了。此時木樨地橋頭整個地段人潮如湧,與自西向東強行突進的戒嚴部隊形成了對峙的局面,戒嚴部隊奉命向密集的人群瘋狂掃射,大批民眾倒在了血泊之中。當又一陣槍彈掃射過來時, 蔣捷連和他的同學躲到了地鐵站出口處以北、29號樓前長花壇後面;但是,他和他的同學都中彈了,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他的同學被子彈擦傷了胳膊,而 蔣捷連則被射中了後背,子彈斜穿心臟。那位同學聽到 蔣捷連輕鬆地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他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殷紅的鮮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黃色的T恤衫。這時的時間是晚11點10分左右。當時,周圍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抬到29號樓北側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一輛平板三輪車,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後來嫌板車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輛計程車,由兩名至今不知姓名的民眾把昏迷的 蔣捷連抬上車,送往了醫院。

 蔣捷連徹夜未歸,也無處去尋找,我們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學校門口焦急地等待。6月4日清晨6點多,同去的那位同學由其父親陪同來我家裡報信,說 蔣捷連受了重傷;他由於當時計程車裡已擠不下人,沒有能隨車去醫院,因而也就不知道 蔣捷連被送往哪一個醫院。

4日晨,我們親屬、鄰居及學生找遍了北京20多所醫院,所到醫院死傷者難以計數,但均未找到 蔣捷連的下落。4日下午,北京兒童醫院通知人民大學校方去認領屍體。原來我兒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兒童醫院。據後來醫院的大夫說, 蔣捷連是第一批送往這所醫院搶救的傷患,當醫生把他抬上臨時搭起的手術臺時,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後來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為“來院前已死亡”。 蔣捷連是北京大屠殺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難者。

6月5日清晨,人民大學校方派車把 蔣捷連的遺體轉到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院,存放在該院的冰櫃裡。6日下午4點,我們父母、家人、親友、師長等20余人在醫院為他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我們在他那濃密的烏髮周圍紮上了那條他引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整個告別儀式沒有花圈,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哭。

6月7日, 蔣捷連的遺體避開戒嚴部隊繞道被送往八寶山火化。火化前,他的親屬和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師生為他獻上了花圈,一幅寫著“愛國光榮”的挽聯覆蓋在他的遺體上。父母因悲傷過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親用血淚寫成的一封送行信,放在了他的貼胸處。

“六·四”大屠殺發生後, 蔣捷連是中共當局在內部情況通報中正式承認並見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難中學生(現在已知的遇難中學生已不下  名)。

1989年9月11日,即 蔣捷連遇害百日之際,我們把他的骨灰迎回家裡,安放在他生前睡覺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豎櫃正面,他父親為心愛的兒子刻下了如下碑文: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丁子霖  1999.2


丁子霖  蔣培坤:捷連之死

丁:

我兒子遇難的那天,正好是個週末。

那天傍晚天空灰濛濛的,氣壓也很低,很沉悶。我們打算晚飯後去校園散步;如果兒子願意,也想帶他一起去走走。

在這以前,兒子一連三天放學回家後再沒有離開家裡,而且晚飯後總是立即坐到他的書桌前複習功課,直至深夜兩、三點鐘才睡覺。我發現他有些疲勞,就問他:“期中考試不是剛完嘛,怎麼還抓得這樣緊啊?”他又像認真又像開玩笑地回答我說:“您不是常說不要臨到考試的時候才用功嗎?我這是提前準備期末考試啊!”我知道他這是在哄騙我,因為以前每次考試完畢,他總要痛痛快快地玩個夠,休整一段時間的。但這次我沒有再追問,我怕他嫌我嘮叨;一直到他死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個時候他已被學校選中,不久將代表學校去參加北京市奧林匹克物理選拔賽。他是在為這次競賽作緊張的準備,但他始終對我們隱瞞著這件事,直到他離我們而去。

那天晚飯後,我們正準備出門。不料,那時北京的形勢竟發生了突變。我們從電視裡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說是政府要有什麼行動,要求全市居民耽在家裡,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從播音員一反常態的表情和急促的語調我們知道要出事了;因為自從實行戒嚴以來不斷傳來軍隊要進城的消息,我們猜想這次一定是真的要進城了。我們決定留在家裡不再出門。但是,兒子一聽到那個緊急通告卻再也無法安下心來,他焦急地直問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呢?天安門廣場還有那麼多大學生呢!”我回答他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北京市民傾城出動去保護廣場的學生,但現在已無法做到。”我勸告他:“外面太危險,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卻急切地想出去,並且批評我怯懦。

我和他父親答應同他一起去校園裡看看情況。我心裡想,按慣例,每個週末校部禮堂都會有電影的,那麼,我們就陪他去看一場電影吧,也許會把他的情緒穩定下來。但沒有想到,這天禮堂大門禁閉,門口竟空無一人。我們這才知道,這個週末的電影也被取消了。於是,我們朝學校東大門走去,那裡是人們探聽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們仍不斷地耐心勸說。他父親對他說:“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現在只有你一個在我們身邊;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親後半輩子就只能形影相弔地過日子了。”但他不僅對父親的這些話毫無所動,反而不以為然地回答說:“形影相弔就形影相弔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們那樣自私,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嗎?”也許他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也許他已下決心要同天安門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在一起,我們看出他的去意已定。

在校門口,他幾次想偷偷離開我們,都被我們拉住了。那時校門裡外的空地上已擠滿了人,設在附近學生宿舍樓內的一個廣播站正不斷地播出有關戒嚴部隊向市區調動的消息;並且一遍一遍地向學生和市民發出呼籲,說天安門廣場情況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在校門外的馬路上,不斷有一批批雜亂的人群急速地奔赴戒嚴部隊進城的方向。我們意識到這次北京市民和戒嚴部隊之間可能會發生重大的衝突,因此不能再在外面久留;於是好說歹說勉強把兒子拉回了家裡。他父親讓我在家看守住兒子,自己又隨即返回到校門口,答應隨時把有關消息帶回來告訴我們。

作為母親,我瞭解自己的兒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就非達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樣子,索性鎖上了居室的大門,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門也好有個防備。但是,兒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會我的勸說,一個人默默地開始了作外出的準備。他把我的一枚紅色校徽(凡教職人員的校徽都是紅色的)別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給了同學,學生證也在遊行時丟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錢包裡裝了兩元錢紙幣和一些硬幣,最後把父親的自行車鑰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裡。然後,他安慰我說:“我去看看,很快就回來,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裡(指天安門廣場)便去公用電話亭給家裡打電話。”他一邊說著一邊拍拍胸前的紅校徽,對我說:“有了這個護身符,就不會說我是‘痞子’,戒嚴部隊不會傷害我的。”我想,他這時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裡橋參加堵軍車時接觸過的那個小戰士,他曾告訴過我們,那天他與這個小戰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兒子是那樣的天真,那樣的不諳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調動那麼多軍隊進北京是幹什麼的!他也不明白軍隊的天職就是服從上級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個多小時,說什麼也不讓他離開家裡。也許是不忍心傷害我這個做母親的一片苦心吧,他終於隨我坐到了客廳的小沙發裡。我順手打開了電視機,但電視裡所有頻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個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我又隨手把電視機關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備飛快地沖進了廁所並插上了門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樓的底層),便急忙奔過去猛砸廁所的門。我喊叫了許久,沒有回音。我絕望地扶住門框,眼前猶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會廁所門又打開了,兒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緩的語氣對我說:“您急什麼呀!我又沒有走,不是好好的嗎!”我緊緊地拉住他再也不肯鬆手;他負疚地緊靠著我坐了下來。我想,我無論如何要把他的情緒穩定下來。可是,沒多久他又再一次沖向了廁所,這次我在廁所門口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對他說:“你一個中學生,就是去了又有什麼用呢!”他用奧運會運動員的一句話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動,而在參與!”說罷,他轉身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頰,說了一聲:“訣別吧!”便猛力掙脫了我,迅速地沖進廁所,插上了門栓。我又狠狠地砸門,卻已經沒有了音信。我腦子裡一片空白,連支撐自己身體的力氣都沒有了。等我清醒過來再一次敲門時,發現門栓已鬆開,但廁所裡已是空空的,他已經越窗而去了。我發瘋似的追到門外,在房前房後轉著圈不停地呼喊著兒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連個人影兒都沒有了。

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次兒子的出走竟是我們母子的永訣。

 

蔣:

兒子的離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拋入了無法挽回的深重災難之中。但在當時,我卻並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極端嚴重性。那天夜晚,我在學校東大門逗留了一個多小時。當時,人們從來自各方息面的消判斷:這次戒嚴部隊的行動明顯不同於前幾次,這次不僅調動的軍隊多,而且來勢洶洶;因此不可能像前幾次那樣被擋回去,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只是個時間問題了。根據這種判斷,大家認為當務之急是學生趕快從廣場撤離,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事態的惡化、情況的危急是無可懷疑的了,但人們似乎還存有最後一點幻想,包括一些經歷過很多事情上了年紀的人,都不願往事情的最壞處想,覺得軍隊總還不至於用真槍實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將近11點的時候,我看看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就返回到了家裡;但我沒有想到兒子已離家出走,走了還不到半個小時。丁一見到我就哭喊著責怪我不早一點回家,她一遍一遍地重複著:“他不會回來了!他不會回來了!”我這才意識到不應該把兒子交給他媽媽而自己獨自外出,但這時已後悔莫及。是啊,我要是留在家裡,一定會拉住兒子的;可是他已經走了,無法追回了。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而且永遠無法彌補。從此,那伴隨我終生的,將是無盡的悔恨。

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已不容我們有任何猶豫。我和丁隨即趕往學校東大門,心想也許兒子還沒有離開學校,我們還能在學校門口找到他。可當我們趕到那裡時,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種景象:遠處傳來了槍聲,人群發生了騷動;校門口不斷有學生踉踉蹌蹌地往學校裡奔跑,有人高舉著被鮮血染紅的衣衫不停地大聲呼叫:軍隊開槍了!打死人了!……頃刻間校園內外一片慌亂,一片驚恐,人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事變愣住了。當人們定下神來,似乎明白了眼下發生的事情,又都圍攏到一起,焦灼地議論著,憤懣地歎息著;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于混亂的人群之中,四處尋找著外出未歸的親人和兒女。

人在危難時也許都有一種僥倖的心理。這個時候,我們也已顧不得許多了,唯一的祈求就是能儘快地知道兒子的下落。我們向每一個熟悉的人詢問著,向每一個從校外回來的人描繪著兒子的長相和模樣。但我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

我們佇立在校門外的馬路邊上,注視著每一個從我們面前走過的人;我們往返於朝不同方向移動著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個意外的發現,心裡不停地念叨著:兒子1·82的個頭一定能發現的……。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時此刻,我們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等待,再等待,我們所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這無望的等待中,我猛然想起了兒子臨走時說過的話,他答應到了目的地就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深信自己的兒子,他不會讓父母為他擔驚受怕;我們又想起4月19日那次他去新華門,就曾經給家裡打來了平安電話。於是,我們決定由我一個人留在校門口,而讓丁回到家裡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兒子的電話,那怕冒著槍林彈雨我也要把他找回來。但是,這一夜我們倆在校門口和住家之間往返了七、八次,卻始終未接到兒子的電話。我預感到厄運正一步一步逼近我們,災難正在向我們頭上降臨。

一點,兩點,三點,夜深了,遠處仍不斷地傳來一陣陣密集的槍聲和呐喊聲。我們目睹著人們推著一輛輛負載傷患的平板車急速地從我們面前通過,路面上的斑斑血跡時斷時續向遠處延伸著。我一陣心悸,腦海裡恍恍惚惚浮現出兒子蒼白的面容。可不會是兒子也已遭此不幸吧!我緊緊地把丁拉到自己身邊,什麼也不敢想下去了。

天快亮的時候,一輛帶兜的130小卡車突然在校門外的小廣場上停了下來,人們從四面圍了上去。我們看清楚了車兜裡躺臥著的一個小男孩,他的胸部纏滿了白色的繃帶,繃帶上沾滿了血污。他已經死了,他的年輕的母親哭喊著守在他的身旁。這慘不忍賭的情景令所有在場的人震驚了;想不到在共和國的首都竟會有如此的殘忍和野蠻,想不到滅絕人性的暴行竟會落到一個幼嫩的小生命身上。人們再也無法克制自己了,他們的忍耐已超出了極限。頓時,廣場上群情激憤的抗議聲、唾駡聲連成了一片;很多人灑下了同情的淚水,向死者親屬伸出了援手。

事隔多年,我們終於找到了這個小男孩的親屬,才知道他的名字叫 呂鵬,他父母當年是去山東插隊的知青,後來留在了山東,孩子從小由在京的外祖母撫養。6月3日深夜12時左右,孩子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被戒嚴部隊的子彈射中,當即倒在了母親的腳下。那年他才9歲。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有消息傳來,出事現場的傷亡人數急劇增加,大街上屍橫遍地,各個醫院塞滿了傷患,整個北京已成了一座死亡的城市。我們不敢離開原地一步,一直呆呆地等待著,頭腦裡不時閃現出那條沾滿血污的白色繃帶和一幕幕怵目驚心的可怖景象;我們又好像去到了一個遙遠的地方,對於那裡發生的一切竟是那樣的一片茫然。

我們在期待和絕望的掙扎中,度過了一個夢魘般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們拖著疲憊、麻木的身子回到了家裡。這新的一天等待著我們的又將是什麼呢?我們意識到應該到外面去尋找自己的兒子,但這麼大的北京城,又能到哪裡去找呢?

在4日早上6點多鐘的時候,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由他父親陪同來到了我們家裡,他自稱是我兒子的同班同學。他告訴我們: 蔣捷連受了重傷,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醫院,但不知是哪家醫院。接著,他向我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他說,3日晚上10點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門口遇到 蔣捷連,蔣騎著一輛黑色的自行車,邀他一起去天安門。開始他不怎麼想去,但後來還是答應了。當他們騎車經過木樨地橋頭的時候,看到那裡滿大街都是人,從遠處就能聽到一陣一陣的呼喊聲;而在橋西頭的大街上,盡是裝甲運兵車和一隊隊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士兵。那時整個道路都被堵塞了,車輛和行人已無法通行。他們就把自行車放在了附近的綠地上。

他說正當這個時候,戒嚴部隊開槍了,密集的機槍子彈朝著周圍的人群一陣掃射。當時他們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閃爍,人群四散躲避,他倆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鐵路北出口處的北側、29號高層樓以南的一個長花壇後面。這時,機槍和自動步槍的掃射更猛烈了。突然,一顆子彈射中了 蔣捷連的後背,另一顆子彈擦破了他的胳膊。他說他還聽見 蔣捷連輕鬆地對他說了一句:“我可能中彈了!”說罷踉蹌地走了幾步,便蹲了下去,隨即昏倒在地,鮮血浸透了身上的T恤衫。

他說,是周圍的群眾冒著槍林彈雨把 蔣捷連抬到29樓北側的門洞下,看他傷勢嚴重,立即找來了一輛平板三輪車。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又截了一輛出租小汽車,由兩位陌生人把已經昏迷的 蔣捷連抬到了車上。他說當時計程車裡已經坐了一位女士,他無法再擠進去,就被拉下了;他不知道汽車把 蔣捷連拉到了哪個醫院。他說他曾騎車去附近的很多醫院尋找,但都沒有找到。

聽完那位元同學報告的消息,我們反而冷靜下來了。我們首先想知道的是兒子是死是活?丁鎮靜地問了一句:“子彈打在左邊還是右邊?”那位同學不敢吭聲,他父親輕聲地替他作了回答:“是左邊。”這時丁的雙腿一軟,栽到了地上,過了好一會才慢慢蘇醒過來。當時我們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儘快地找到兒子的下落;只要他能活著回到我們身邊,哪怕成了終生殘廢要我們養他一輩子我們也都認了。

經過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丁完全喪失了自持力,她整個地垮了。在這危難的時刻,多虧了我們的學生、同事和鄰居,雖然他們同我們一樣,剛剛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但他們置自身安危於不顧,立即會同我們的親屬,分赴北京的各個醫院展開了拉網式的尋找。

6月4日的北京,猶如經歷了一場慘烈的戰禍,先前那響徹夜空的呐喊聲已經停息,但四處仍不斷有零星的流彈呼嘯而過;一路上到處是彌漫的硝煙,到處是丟棄的坦克和軍車,到處是流淌著的血污……。那馬路兩旁的樹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著頭,在為這慘遭災禍的古城哭泣、流淚。

我和我的一位學生一連去了好幾個醫院。我們踏著一攤攤殷紅的血跡來到躺滿傷患的臨時病房,懷著僥倖一個一個地查看著;我們來到一個個臨時設立的手術室,急切地想從手術臺上發現自己的兒子;我們拿出兒子生前的照片,向所有能見到的醫生、護士查詢著;最後,我們又來到停放死者屍體的院子裡,又是一個一個地翻看著。但是,所有這些醫院、所有我們去過的地方,都沒有找到我的兒子,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了的。

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我們不再懷疑兒子已離開了人世。

終於,在5日的中午,我們所在哲學系的主任和兩位辦事人員來到了我們家裡,他們把我單獨叫到了戶外的樓門洞下;接著,我又看到有幾位穿著白大褂的大夫進了我們的家門。還沒有等到單位領導開口,我已暈倒在地上了。等我蘇醒過來時,我發現自己已躺在對門鄰居家的床上了。單位的領導同我商量,要不要把兒子的死訊告訴丁。我意識到必須馬上告訴她。丁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這樣的事是瞞不住她的。我決定親自把兒子的死訊告訴她。

待人們把我扶到家裡並來到丁的跟前時,丁無力地從床上坐了起來。我站在床前對她說:“我們的兒子已經不在了!”她似乎早就知道了發生的一切,表情呆滯地看著我,連一聲哭泣都沒有。這時,在一旁陪著她的鄰居、同事和大夫們都急了,拼命地向她呼喊:“丁子霖,你哭吧!丁子霖,你大聲地哭出來啊!”她終於哭出了聲。那痛不欲生的號啕令所有在場的人都不禁黯然淚下。

一場突然降臨的災難就這樣把一個好端端的家撕碎了!

事後我們知道,兒子的死訊在4日那天的傍晚就已證實了,校、系領導通知了我們的另外兩個子女。當天夜裡,我們的大兒子去所在醫院認領了他弟弟的遺體。第二天清晨,又由學校派車把遺體拉到了學校附近的中關村醫院。但是,這一切經過他們都沒有讓我們知道。

過了很久,我們又知道了兒子遇難的情況。6月3日夜我兒子由一些好心人送到了地處復興門外的市兒童醫院,他是第一批被送往該醫院搶救的傷患。當時院方毫無準備,該院醫生也無救治槍傷的經驗,只得臨時召來幾位外科大夫並搭起臨時的手術臺。但是, 蔣捷連在被抬上手術臺前就已經停止了呼吸,他是北京屠城中最早一批遇難者。據醫院負責搶救的大夫說,我兒子當時面容安詳,神態自若;他是平靜地離開這個人世的。該院大夫還曾說起,他們開始無法確定死者身份,根據我兒子胸前別著的那個紅色校徽,曾誤以為他是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員,後來通過我們所在的學校,按校徽的號碼核對,才證實死者是我們的兒子 蔣捷連

6月5日下午,也就是我們得到兒子死訊的那天下午,我所在的哲學系和兒子生前的學校人大附中校方決定在中關村醫院為兒子的遺體舉行簡單的告別儀式。不意這個消息讓附中的很多學生知道了,他們紛紛向校方提出要求參加告別儀式。人大附中與中關村醫院相距很近,只隔著一條馬路,但那時大街上的情勢仍十分緊張,戒嚴部隊的軍車不斷呼嘯而過,荷槍實彈的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來回巡邏警戒戒。我們擔心處於悲憤之中的學生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舉動,再招來不必要的殺身之禍,要求學校領導轉告學生,他們對 蔣捷連的深厚情誼和哀掉之意我們心領了,但我們不能再看到更多的家庭遭受我們這樣的不幸。經校方的反復勸說,同學們終於接受了我們的意見。事後我們知道,當6月5日得知 蔣捷連遇難的消息後,人大附中整個學校被激怒了,尤其是 蔣捷連生前所在的班級,課堂上一片哭泣聲,連課都無法上下去了。這一天是週一,學校例行要舉行升旗儀式,學生們群情激憤,執意要為遇難的 蔣捷連同學降半旗致哀,後被校方勸阻了。我兒子生前熱愛自己的學校,熱愛自己的老師和同學,是人大附中有口皆碑的好學生;附中的師生凡知道他的,也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的。現在他們突然失去了一位好學生、好夥伴,怎能不為之痛惜、哀傷呢!

那天的遺體告別儀式十分簡單。在儀式之前,他哥哥和一位堂舅為他擦拭了身上的血跡,給他換上了生前愛穿的白襯衫、足球鞋和紅白相間的人大附中校服。最後,又在他額頭上紮上了那條他曾經引以為自豪的紅布帶——他為之獻出熱血和生命的標誌。

小小的靈堂裡沒有鮮花、沒有哀樂,只有一片抽泣和母親的哀號。兒子平躺在一塊木板上,左胸前的傷口還透過衣服滲著鮮血。他安穩地睡著了,帶著他對天安門廣場的眷戀和嚮往,帶著他對父母、對哥哥姐姐、對曾經和他走在一起的同伴的愛。兒子要出門遠行了,父母為他梳理好頭髮,扶掖好衣衫,作了最後的吻別。

6月7日遺體火化的那天,我們都已無法去八寶山火葬場送別了。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他母親在前一天晚上從病榻上掙扎起來給兒子寫了一封送行信,作為臨別前對兒子的囑咐。

當天清晨,兒子的遺體由他所在學校人大附中的校長和老師、他的哥哥和姐夫以及我們的一些同事護送,避開在市區大街上巡邏的戒嚴部隊,繞道市郊的鄉間小路運到了八寶山火葬場。在那裡,送行的人們為兒子作了最後的告別。他們在遺體前擺放了花圈和挽聯,給遺體覆蓋上一塊白布,上面寫著“愛國”兩字,這是人大附中全體師生送給 蔣捷連的。在兒子的身旁,擺放著母親讓他隨身帶走的一些物件,胸前安放著父母的送別信,額頭上仍保留著那條他心愛的紅布帶。

兒子就這樣匆匆地走了,父母不能為他去送行,惟有在心裡祝願他一路平安了。

9月11日,是兒子遇難一百天,我們在自己家裡為他舉行了祭奠儀式。

在這之前,兒子的骨灰一直由他哥哥秘密存放在他所在的學校裡,因為我們答應兒子,過些日子一定要把他接回家裡,所以沒有找墓地安葬。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強忍著痛苦,把父母對亡兒的全部思念,傾注到了為他安排一個不再受到傷害的安息之所。為此,我們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幫助,從一位素不相識的北京居民那裡覓得了上好的香樟木木材,由我親手為兒子製作了一個樣子像紀念碑的立櫃,用來盛放兒子的骨灰。在櫃子的正面,我刻下了這樣一行碑文:

 

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裡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一九八九·九·十一

19890911

為了能天天看到兒子的遺容,我們還把我們的一位學過美術的學生請到自己的家裡,參照兒子生前參加遊行時的照片,為他繪製了一幅正面半身的油畫像。

在當時北京全城風聲鶴唳,一片白色恐怖的情況下,我們能為兒子做的,也就是這些了。

那天下午,我們在一片哭泣和哀樂聲中,把兒子的骨灰以及他求學期間的一些心愛之物,一起安放到了香樟木櫃裡,並把木櫃安放到了他生前的居室裡。在這個居室裡,除增加了這個特殊的小櫃和一幅油畫像,其他一切佈置照舊,兒子生前用的小床、書桌、書架都在原處放著。他的父母、親人將永遠陪伴著他。每年的清明、冥辰、忌日、中秋、春節,都在家裡為他灑酒祭奠。我們還不能讓他在九泉之下安息,那麼就讓他得到些許的慰藉吧!

1989年9月18日,我們帶著無盡的感傷和對亡兒的思念,登上了南去的列車,暫時離開了這塊曾經給予我們美好記憶而現在卻除了痛苦不再有任何留戀的地方。(丁子霖  蔣培坤執筆  2000年5月初稿,2005年2月校訂)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20truth%20and%20victims/Authentic%20records%20of%20visiting%20the%20victims/authentic_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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