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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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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聰 生平 :

 周國聰,1989年初中畢業,同年6月在成都無縫鋼管廠作臨時工。1989年6月6日4點左右,  周國聰從廠下班後騎車過人民南路時,被在場的公安人員誤抓進寧夏街看守所。1989年6月7日下午兩點鐘就死在工棚裡,當時經法醫鑒定:後腦左邊有個大青包,系被打死的,不是病死的,他根本無病\"。

 

 周國聰,1989年6月6日4點左右,從廠下班後騎車過人民南路時,被在場的公安人員誤抓進寧夏街看守所。6月7日下午兩點鐘就死在工棚裡,後被"以'無名氏'火化,當時經法醫鑒定:後腦左邊有個大青包,系被打死的,不是病死的,他根本無病"。

2000年4月12號,周母唐德英從保和派出所拿到了兒子死亡的照片,唐昏了過去。我看到孩子眼、耳、口、鼻都是血跡......。   孩子依舊半睜著雙眼看著世界、看著我們、看著他們。

 

成都六四之後 周國聰被打死情況

(資料來自“六四天網”)
 

   1989年六月六號, 周國聰沒回家。2000年4月12號,周母唐德榮從保和派出所拿到了兒子死亡的照片,唐昏了過去。
   
   從母親提供的照片,我看到孩子眼、耳、口、鼻都是血跡------。
 
   孩子依舊半睜著雙眼看著世界、看著我們、看著他們。
 
   周母說:"我兒失蹤三天后,到保和鄉派出所詢問",民警 張建國說:" 周國聰已在六月六號抓到寧夏街看守所了"。該所承認此事,但拒透露實情,後不情願說"以'無名氏'火化了"。
   此後的日子,唐德英不間斷找相關部門,要求查清事實真相,還孩子一個清白。90年三月,金牛區檢察院李科長說:"為你兒子的死,我已查看過被判刑的、槍斃的人名單,都沒 周國聰的名字,你兒的死,成都市公安局和保和鄉派出所都有責任,你去找他們"。唐對此說法不能接受,同年六月,又找到看守所預審股長孫占傑,說:"你兒6月6日被抓進來,七日下午兩點鐘就死在工棚裡,當時經法醫鑒定:後腦左邊有個大青包,系被打死的,不是病死的,他根本無病"。
 
   公安部處理來訪中這樣寫道:"四川省廳,唐德英等1人,於4月27日來訪,反映1989年6月6日,其子 周國聰被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抓去關在看守所內,後死於看守所內,並被火化,要求查明死因,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賠償經濟損失,請接洽處理"。
 
   上訪中等待,98年二月十日,成都市公安局的答覆是:"國家賠償於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實施,其子 周國聰系一九八九年死亡,你申請按國家賠償法賠償,依法不能溯及; 周國聰之死亡無任何證據確認系我局工作人員違法所致,我局依法不能賠償"。
 
   "保和鄉派出所把我叫到所上,所長黃和邦(音)、看守所孫占傑股長、科長陳軍等人到場,孫對我說:不准設靈堂、政治關係沒有你們問題,此事 周國聰造成國家損失4000元,這件事不要再找了,最後還是不能處理"。唐繼續說:"火燒是在前還是在後,你隨便亂說不負責嗦",孫閉口不言。
 
   兩千年的四月十二日,花果村的會議室裡,市監管處的王科長,三聖鄉派出所所長陳、管幹民警林勇,唐德英、周國蓉(國聰的姐)討論處理國聰關押致死一案。王科長說:對上訪提出的問題,相互交涉,以期能圓滿解決,安心工作,唐德英說:人被抓進寧夏街,被打死在寧夏街,但拒不承認,對此應給予說法,要求討公道。周國蓉說:張幹事親口說"不用找了, 周國聰被關進去了"。王科長看了材料,聽了同志的介紹後說:當時是政治風波,自上而下,中央定的政策是定了性的,不能推翻,個人利益應服從國家利益。平反、賠償是決定不可能的。
 
   唐德英憤怒的說:"難道我么兒就這樣白白的死了,你們向上報公安部說犯人打犯人死的,賠償都給到唐手中去了,誰見過一分錢,誰說我兒是犯人,證據是什麼?沒有死亡證明書,死亡鑒定報告而法院不予立案"?
 
   唐德英為兒子的死上訪十一年,又到了六月,她想的是……
   
   2000.5.28
 
控告書
 
     控告人:唐德英(系死者 周國聰之母),女,62歲,漢族,成都市人,住成都市錦江三聖鄉花果村八組,務農。
 
     控告事由:訴成都市公安局對多兒 周國聰死因不明一案,不查明追究;多次推諉不辦。
 
     控告請求:查明 周國聰死因,追究有關人員責任,妥善處理善後事宜。
 
     事實經過及理由:
 
     我兒 周國聰(死者),1989年初中畢業,同年6月在成都無縫鋼管廠作臨時工, 在單位工作積極,表現好。1989年6月6日4點左右,  周國聰從廠下班後騎車過人民南路時,被在場的公安人員誤抓進寧夏街看守所。家裡以為他在加班,第二天未歸,第三天我們到保和鄉派出所詢問時,民警 張建國告訴我們, 周國聰已在6月6日被抓後送到寧夏街看守所了。我們到寧夏街詢問時,該所承認 周國聰在看守。當時被抓,一九八九攫七月二十日被釋放的四川農科院工人林志成也證明說,當時在看守所點名時,他聽到喊了 周國聰的名字。以後由於受到威脅,對此事保持沉默,後經我們多方打聽,得到 周國聰不知何故死在看守所工棚裡,死後未通知家屬,也未征得家屬同意就以"無名氏"為名私自火化了。我們到保和鄉派出所多次交涉,所裡的許幹事將 周國聰死時所裡給他拍的照片給我們看,只見死者眼、耳、鼻全都出血,血肉模糊。一九九0年六月,我再次到寧夏街看守所,預審股長孫占傑對我說:"你兒6月6日被抓進來,後腦左邊有個大青包,系被打死的,不是病死的,他根本無病。"
 
     一九九0年三月,我到金牛檢察院,接待我的李科長說:"為你兒子的死,我已查看過被判刑的、槍斃的人名單,都沒 周國聰的名字,你兒的死,成都市公安局和保和鄉派出所都有責任,你去找他們。"
 
     我曾多次找成都市公安局,黃林科長幾次談話都不能自圓其說,如他第一次說:"你兒在審訊中支援不住,坐下去就死了。"第二天又說:"你兒是被看守所的其它人打死的。"第三次則說:"你兒在未抓前就有病,是病死的"。以後找他們時,他們互相推諉,甚至避而不見。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我們由派出所、市公安局、省公安廳、金牛區檢察院、成都市檢察院、四川省檢察院、四川省人大一直到公安部上訪,然而,對公安部的批復,成都市公安局一直拖著不辦,並揚言,不管告到哪裡,,我們不辦就沒辦法。因此,使沉冤一直未到得昭雪,給我們全家物質上、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負擔。
 
     綜上所述,我兒 周國聰在八九年六月六日純系誤抓,在看守所致死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我們多年控告,然被利害關係人拖著不辦,使問題得不到合理合法解決。鑒此,我們再次提出控告,祈盼能還事實一個公正!還 周國聰一個清白!還 周國聰親屬一個慰藉!
 
     此致
       控告人:唐德英(簽字)     2000-5-31
 

 

成都“六四母親”唐德英被20人軟禁在家 

(維權網 2013年3月4日 

據“六四母親”唐德英在電話中稱:從2月25日起,她被限制自由在家中。據知情人士向透露,這次看守他錦江區政法委派了20人對她實施24小時看守,三班倒,每班不低於四人,還有在暗中監視的,不許她隨便走動。

3月4日她突破監控人員的控制,到錦江區人大去控訴這些人非法拘禁她,但沒有任何結果,隨即就被幾個人拖回家中再次控制起來。      

唐德英的兒子名叫 周國聰,1989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為民主自由湧上街頭時,他還僅僅只是一名15歲的少年,當時,這位花季少年正在成都市郊區的一家工廠裡面工作。八九“六四”事件後,他兒子被無辜打死,而且死難者的名單中並沒有 周國聰的名字。一個生命的消失了,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兒子被活活打死,正義卻得不到伸張,於是,唐德英走上了慢慢上訪路。      

據瞭解:唐德英的兒子 周國聰死亡的地點是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唐德英得知她的兒子死亡的消息,已是兩年以後的事了,在領回兒子屍體以前,屍體一直被默認為無名屍,對此,唐德英非常憤怒,一個有名有姓的人,在他死亡後竟然還不得安息,更令唐德英難以接受的是,當局只是將一具已經冰冷得使人心碎的屍體交還了唐德英,他們始終未有對其子的死因做出任何正面解釋。      

另:成都青羊區的上訪維權人士鄧曉英、王蓉文已經安全抵達北京,正四處躲避青羊區維穩人員的抓捕。據鄧曉英說:我昨天在國家信訪局排隊,看到這裡截訪的比上訪的還要多出三分之二,鄧曉英還希望通過本網警告雙流的上訪人士,目前雙流有一百多名截訪人員在北京駐紮,她希望雙流的上訪維權人士自己小心。


 

四川法院拒絕對六四死難者 周國聰家人進行賠償

(法廣  2011年11月08日)

天网提供周国聪生前照片。 周國聰生前照片。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11月8日明確拒絕六四死難者母親唐德英對其兒子 周國聰死於六四事件一事進行任 何國家賠償的要求。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認為:此次答覆為中國官方首次以官方正式名義拒絕六四死難者家屬國家賠償申請。 周國聰1989年六四事件時期在成都天府廣場參加民主運動時被抓,入獄後被打死。

據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的消息: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今天明確拒絕六四死難者母親唐德英對其兒子 周國聰死於六四事件一事進行任 何國家賠償的要求。唐德英女士是在今年早些時候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交賠償申請,當局拖延了四個多月才予以答覆。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認為:此次答覆為中國官方首次以官方正式名義拒絕六四死難者家屬國家賠償申請。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的黃琦先生:“ 周國聰是1989年政治風波的眾多死難者之一, 周國聰1989年6月6日在成都天府廣場被抓到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內,據可靠的消息和圖片證明,他是在看守所內被打死。之後,當局並沒有通知他的母親唐德英,就把孩子火化了。這之後,唐德英母親就進行了持續20多年的上訪維權。她的基本訴求就是查清死因,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賠償經濟損失。但是不管是從成都市到四川省,乃至於公安部,國務院信訪辦,全國人大等等部門,都沒有對此事作出正面和積極回答。2006年的時候,唐德英母親給我們出示一份當時政府給她7萬元錢困難補助的書面報告。對於所謂的困難補助,唐德英母親不予接受。她要求國家必須查清死亡真相,進行國家賠償,追究兇手的責任。今天上午9點鐘前後,四川省高級法院賠償委員會打電話通知唐德英母親:不會對她兒子 周國聰死於六四事件一事進行任 何國家賠償。這位元高院法官姓李,電話是:028 8756 6893。我們天網把此事公佈出來後,也將持續關注。希望有關當局能夠調查 周國聰的死亡真相,對八九死難者進行一系列的國家賠償。”


1989年成都鎮壓:一個被遺忘的天安門

( 博談網 2014-04-19)
作者:  Louisa Lim  周潔編譯
 
世界媒體捕捉到了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場抗議和鎮壓。但在中國各地也發生了類似的抗議。北京的學生絕食後,在四川成都,學生們開始在天府廣場絕食數日。因為尚與中國有著聯繫,拍攝這張照片及以下幾張圖片的攝影者要求不要透露其身份。
 
(博談網記者周潔編譯報導)據《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 4月15日報導,二十五年前——1989年4月15日,中國學生悼念一名改革派領導人的去世。但是,開始的哀悼演變成要求民主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示威者留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日復一日,直到他們的抗議活動在6月4日遭到中國軍隊的殘酷鎮壓。到今天,沒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亡。
 
媒體捕捉到了在北京這場大屠殺裡的一些故事。但NPR長期在中國的記者Louisa Lim說,中國政府這25年來在竭盡所能要抹去人們對這場抗議的記憶。在Lim即將出版的新書《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中,講述了1989年如何改變了中國,及中國在其官方版本中如何改寫在1989年發生的事。她的故事,包括調查了在西南城市成都一個被人們遺忘的鎮壓。迄今為止,成都的鎮壓從未被報導過。
 
在成都,Lim見到了現在70多歲的唐德英(音)。這名身材矮小的老婦人笨拙地穿著她粉紅色的塑膠平底拖鞋走進了房間。
 
1989年6月4日當戒嚴部隊在北京對平民開火時,這場暴力立即被廣播到全世界家庭的客廳裡。然而,用了25年,在成都發生的致命事件的細節才浮出水面。正是該事件奪去了唐德英17歲兒子的生命。
 
Chengdu resident Tang Deying, who is now in her 70s, has spent the past 25 years seeking answers about her son's disappearance. The 17-year-old was beaten to death in police custody in June 1989; police later gave her a photograph showing his battered corpse.
25年來,唐德英活著只為一個目標:要將造成她兒子 周國聰(音)死亡的人繩之以法並尋求賠償。她的兒子在1989年的成都鎮壓後失蹤了,後來在警方的拘押中被毆打致死,警方後來給了她一張照片,顯示了他被打得變形的屍體。
 
她堅定地告訴Lim:“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就是這句簡單的話語讓Lim橫跨三大洲找尋證據線索,包括目擊者的描述、老照片、痛苦的日記、美國的外交電報和中國政府官方版本對事件的記錄。這些不同的線索交織在一起,展示了成都這出幾乎被遺忘的悲劇。
 
1989年6月4日在成都的天府廣場,警方最初用催淚彈和眩暈手榴彈來對付示威者,試圖驅散擁擠的人群。
 
在成都的抗議活動幾乎是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對應。1989年4月15日,學生們悼念因突發心臟病去世的改革派領導人 胡耀邦。隨著5月中旬開始絕食,很快演變成了大規模抗議活動。
 
學生們佔領了成都的天府廣場,在100英尺高的毛澤東雕像下露營,並自豪地宣稱這是一個“小天安門”。6月4日上午,警方最初將抗議者清出天府廣場的行動還相對平靜。
 
但當聽到在北京軍隊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火的消息後,成都市民又一次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知道危險;他們攜帶橫幅聲討“六四屠殺”及帶有哀悼標語的花圈,上面寫著“我們不懼怕死亡”。
 
不久,警方就動用了催淚瓦斯。天府廣場上爆發了激戰。抗議者們向員警投擲鋪路的石塊;警方用警棍毆打示威者。
 
衝突中的傷者在等候治療。
 
1989年6月4日,當局派出武警對天府廣場清場,警方和憤怒的人群發生了激戰。
 
在附近的一間醫療診所裡,地板上躺著一排排員警暴力下流血的受害者。住在成都的美國人Kim Nygaard回憶說,他們懇求她“告訴全世界!告訴全世界!”
 
長凳上坐著一排患者,他們的頭骨破裂,裹著繃帶,襯衫的衣領附近沾滿了血跡。內臟的證據顯示,警方的戰略是針對示威者的頭部。
 
但暴力是雙向的:在成都一所大學任教的美國人Dennis Rea看到人群猛烈攻擊他們認為是一名員警的男子。人群拉著他的四肢,然後把他扔到地上,開始踩輾他的身體和面部。
 
據當地政府的官方陳述,當天有8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兩名學生,並稱這場戰鬥令1800人受傷,其中1100人是員警,大多是輕傷。
 
但美國的外交官員當時告訴《紐約時報》,他們相信當天有多達100名重傷者被抬出天府廣場。
 
抗議活動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晚上,在6月5日晚進入6月6日時,一群人闖進了成都的錦江賓館。在那裡,在國外客人們的注視下,發生了成都鎮壓最殘酷的場景。
 
安全部隊抵達後,在賓館的庭院內抓捕了數十名示威者。一名要求匿名的西方遊客在電子郵件裡描述說,她從5樓的陽臺看下去,看到大約25人跪在庭院裡。他們的頭被推到面部朝地,雙手被捆在背後。那些看守圍著他們轉了一個多小時。終於,接到命令了。這時,“那些穿著白襯衣黑褲子的男子們走過去,用鐵棒砸那些在地上的腦袋”。這一殘酷的場景令她跑進衛生間裡嘔吐起來。幾天後,她逃離了中國,並告訴一家《斯堪的納維亞》的報紙說“他們殺了他們,一個接一個,此時其餘的人仍在求饒”。
 
十幾名最初在美國總領事館住處避難的西方人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當宣佈事態已得到控制,一些人返回賓館時,一些人看到了一些發生的事。
 
那天清早,Nygaard回到賓館,看到院子裡堆著象一個個沙袋一樣的東西。當她還在揣測這是用來做什麼的時候,突然發現“沙袋”動了一下,寒意爬上她的脊樑,她驚恐地意識到那些沙袋其實是面部朝地橫在地上的人,他們的雙手被捆在背後。
 
她對Lim說,“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在想,‘噢,我的天啊,他們那麼做時在折斷他們的胳膊。”
 
最終,開來了兩輛卡車。對那一刻Nygaard記得清清楚楚:“他們把這些身體堆上卡車。我們就覺得,這樣子沒人能活下來。被壓在最底下的人可能會被窒息而死。他們抓起他們就象提沙包一樣,象扔垃圾一樣扔上卡車的後面。”
 
五個單獨的證人描述了同樣的場景,美國的外交電報中也提到這個。目擊者們估計,他們看到30到100具屍體被扔上了卡車。
 
當地政府並不避諱拘捕事件。《成都暴亂始末》這本中文書記述了該事件的官方版本。書中稱,在錦江賓館有“70名暴徒”被抓。
 
對於那些被拘捕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有的話——有多少人死亡,這無從得知。
 
成都的抗議立即被當局貼上“政治風波”的標籤,與北京的相提並論,並污蔑抗議者是“暴徒”。立即改寫歷史是要地毯式地讓國民對1989年事件“失憶”的第一步。
 
25年來,唐德英因為拒絕遺忘而一直遭到懲罰。6月6日那天,她的兒子騎自行車回家時被拘捕,從此消失在警方的拘押中。另一名被關押的人告訴她說,她兒子是被打死的。為了要求當局解釋兒子的死因,她曾5次到北京上訪。每一次她都被截住,送回成都。她遭到警方的拘捕、毆打、監視,並兩次被關進鐵籠子裡。
 
但她的倔強終於為她在2000年獲得了一張她兒子屍體的照片,這證實了那痛苦的資訊——他是怎麼死的。血凝結在他的鼻孔周圍和嘴巴的一側。鼻子上有一大塊瘀傷,面部看上去腫脹變形。他的一隻眼睛微微睜開。當她看到這張照片時就暈了過去。在死亡中,她兒子仍在看著她。
 
2006年,她接受了近9000美元的困難補助,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為與1989事件相關政府給出的補助。當局希望她停止活動,但是她沒有。她說,那些責任人仍須認罪。
 
 
1989年6月4日,一名受重傷的男子被抬進成都一家醫院。目擊者形容了員警的暴行。人們僅僅因為出現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就被毒打昏迷。
 
25年前在成都發生的事,其重要性足以讓當地政府繼續投入金錢和人力來鉗制唐德英。她的遭遇展示了中國政府對於自己最近的歷史是多麼的懼怕。
 
25年前,政府用槍支和警棍鎮壓自己的人民。現在,它在部署更複雜的工具來控制人民,通過媒體審查制度及篡改自己的歷史來打造愛國主義和民族認同感。
 
雖然無可否認中國的國民變得越來越富有,比天安門事件後要更自由,但唐德英的經驗表明這種自由是有限的。僅僅是要留住記憶都被視為威脅到社會穩定。
 
在成都發生了什麼很重要,因為它顯示了中國政府的成功:不僅僅是控制人民,而且控制著他們的記憶。在當今的中國,記憶已成為了一種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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