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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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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六四死難者 :

周德平 生平 :

編號 0118 姓名  周德平 性別 男 遇難年齡
家庭所在地 湖北天門市
生前單位、職業 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現電子工程系)碩士研究生
遇難情況
89.6.3.晚,周獨自外出,遇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死於同仁醫院,同年7月6日由校方確認,8日遺體送八寶山火化
家庭情況 父,周治剛,67歲,務農;母,曹長仙,69歲
地址 湖北省天門市多祥鎮九湖溝村七組
郵編 431728電話 0728-4588303(呼)
備注 堂姐周小姣:湖北洪湖市大沙鎮路54號

 

118   周德平,男,20多歲,湖北天門人,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現電子工程系)碩士研究生。6月3日晚獨自外出,遇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死於同仁醫院,7月6日由校方確認遺體,8日遺體送八寶山火化。。父周治剛,母曹長仙,家住湖北省天門市多祥鎮九湖溝村。


清華大學碩士研究生 周德平──探訪曹長仙

 
「這是 周德平的姐夫心情沉重的一段回憶,一個有才華的學子就這樣倒在冷血的戒嚴部隊的槍口之下。你們的血不會白流,黑暗總會過去,中國的未來一定是民主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再也沒有殺戮,再也沒有流血,再也沒有獨裁統治下的暴政。 」 
 
  
 周德平,男,遇難年齡,24歲,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現電子工程系}碩士研究生。89年6月3日晚上,他獨自外出,遇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死於同仁醫院,同年7月6日由校方確認,8日遺體送八寶山火化。
 
在北京時,我只知道他的父親周治剛因病已在幾年前就去世了,他的母親曹長仙還在,我見過他母親的照片,給我印像一只眼睛有些毛病,不能完全睜開,只能半閉著。他有兩個姐姐,一個姐姐家住在湖北仙桃市,還有一個姐姐在老家務農。平常和我們有聯系的是住在仙桃市的姐姐,因為,每年給他母親的人道捐款是通過他的姐姐給他母親送去的。我們要找到曹長仙,就要聯系到住在仙桃市的姐姐周小姣,讓她帶著我們去見她的母親。
 
在北京時,我和她通過電話,告訴她近期會去找她,在離開武漢前,我又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我們買的大巴車票的開車時間,大約幾點到,她在電話裡和我說,她的身體不好,有風濕性關節炎不能走路,她會讓她的兒子到長途車站接我們。
 
在我們離開武漢的那一天,一大早, 劉洪濤的母親齊國香就來到我們住的地方,執意要把我們送到長途汽車站,無論怎麼說都不行,只好依著她的意思,送我們到車站一直看到我們上車,車開動後,她才離開。我和郭麗英非常感動,也深知這其中是難屬之間的情意和分離的不舍。
 
仙桃市離武漢市不遠,也就一個多小時便到了。前往仙桃市的車次很多,大約每隔半小時或20分鐘就會有一趟大巴車發出,交通非常方便。
 
車到了仙桃市的長途汽車站,下車後,我的眼睛往兩邊看著,找尋著她兒子的蹤影,沒有找到,只好給她打電話詢問她的兒子在什麼地方等我們。電話裡她告訴我,她是和她的兒子一起來的,早已在車站的大門口等我們了。我們在車上,她曾打電話給我,只不過我睡著了沒有聽見。
 
走出車站,只見一位身材比較瘦小五十出頭比我想像中要年輕的女子站在那裡。11月的湖北還不冷,只需穿一件比較厚一點的外套就可以,可是她卻是裡三層外三層,連冬天的棉衣都穿上了。她步履瞞珊,走起路來顯得很吃力的樣子,她說是前幾年一直在冷庫工作落下的毛病,她的風濕性關節炎還很嚴重。她把她的兒子介紹給我們,他今年29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小。兒子前幾年一直在天津打工.,現在,結婚有了孩子,不想再在天津干了,准備回到仙桃在仙桃找一件事情干,從天津剛剛回來沒有多久。這是她的大兒子,還有一個小兒子,不在身邊,在外面打工,小兒子的妻子帶著孩子和他們夫妻倆住在一起,她的身體不能做任何家務事,什麼忙也幫不上。
 
 
問起她的母親情況,她說以前她的母親一直和他們一家住在一起,後來她得病後,無法再照料她的母親,只好把她送到農村多祥鎮上辦的福利院,隔一段時間,她或是她的姐姐會去看看她,她的姐姐家住的地方離福利院不太遠。由於身體的原因,原本她想讓她的兒子和姐姐帶我們去母親住的福利院,農村的福利院離仙桃市開車還有一個多小時的路,想想,我們和他們都不熟悉,還是她去比較合適。
 
我們把行李放到住宿的地方,由周小嬌的兒子開車帶著我們向天門市的鄉下開去, 周德平的老家就在天門市多祥鎮九湖溝村,不過家中已經沒有人住在那裡了。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仙桃市和天門市是相鄰的兩個市,兩市間相隔著一條河,以河為界。河上有一座橋,是兩市公路相通的交通要道。通往武漢的高鐵在天門市有一站,如果要坐火車去武漢,仙桃市的的人就必須到天門市的火車站乘車,有很多去火車站的直達車,只需二十分鐘就可以到了。如果要坐長途車就必須到仙桃市去坐,天門市沒有長途汽車站,兩個城市說白了就像一個城市一樣。
 
沿著鄉間的公路開到多祥鎮的福利院,福利院就在公路邊上,但不在多祥鎮的鎮上,周邊是比較開闊的農家田地,沒有什麼其他住家或商店與它相鄰,是獨立的一座院子。公路比福利院的位置要高,車要沿著一個陡坡下去才能開進院內。院內中間是一條進深的泥沙路,路的兩旁是一排排的排房,每一排排房之間以一塊比較寬的土地相隔,地中種的是各樣蔬菜,住在這裡的老人們吃菜問題應該是可以自給自足了。臨近公路的兩排排房是新蓋的,施工人員正在施工,還沒有完全蓋好,周小姣告訴我們,新蓋的條件要比後面的老房要好。
 
車停在第四排排房前,曹長仙住在右側的排房內。排房的外牆是白色的,排房前是水泥砌的走廊,長長的走廊依靠相隔不遠的一個個白色立柱支撐。沿著走廊可以看到一扇扇的窗戶和門,每一個門洞裡有一個門廳,門廳左右各有兩間屋子,每間屋子裡住著一位老人,老人的起居生活有人管理,吃飯可以吃食堂,有條件也可以在屋裡自己做。每一間屋子都不大,約有九、十米大小,裡面有張床、一張桌子,還有從家中自帶的一些需用的東西。
                                              
 
我們到時,曹長仙與她的大女兒周運姣已在住屋的門口等著我們。曹長仙今年83歲,99年時因中風引起神經性面癱,半邊臉都受到影響,經過治療慢慢恢復,只有眼睛還不能完全睜開,看上去眼睛一大一小。 周德平的父親周治剛小妻子幾個月,07年7月14日突發腦溢血,活了28天去世。周治剛夫婦共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最小。曹長仙看到我們來非常高興,她們把我們讓進屋後,和她們母女三人談起當年他們所知 周德平的情況,和他小時候的一些事情。
 
由於母親的地方方言聽起來有些費盡,主要是周小姣在談,在做解釋,姐姐做補充。
 
“89年5月,我的父親給他發了一個電報,說是母親病重讓他回來。他回來後,在家呆了一個多星期就要回去,說是在家裡沒有意思,他心裡還是牽掛著同學們的情況。他是5月23日到家,5月30日走的,如果晚一天走,他也走不成了,因為武漢工人大罷工,交通全面癱瘓。
他出事後,他的同學後來對我們說,他回到學校後,每天都是和同學們一起走小路迂回到天安門廣場。6月3日晚上,他騎著自行車一個人沿著長安街走,沒有和他的同學們在一起。”
“他出事是在長安街什麼地點,他被送到哪個醫院?”
 
“具體出事地點不清楚,因為他是一個人去的,他被送到同仁醫院。”
 
“他被送到同仁醫院,出事地點應該是在東長安街上離天安門廣場很近的地方。你們是怎麼知道他出事了。”
 
 
“是學校打電報給我們,問我們 周德平在北京有沒有親戚,有沒有回家。我們接到電報後感覺事情不太好,我的丈夫一個人到北京,在北京呆了一個星期,到各個醫院去查,學校也幫助我們查,查到同仁醫院,在太平間看到有一個人從衣著上很像,他的臉有些浮腫變形了,我的丈夫不敢認。回來後,又和我的一個叔伯兄弟一起再次去北京,在同仁醫院,我的叔伯兄弟在他的腳上看到有一個傷疤,那是他小時候受的傷留下的傷疤,我的丈夫不知道,他知道,這才確認就是我的弟弟,那已經過了一個月了。”周小姣訴說著當年的情況。
 
 周德平的屍體確認後,學校為他化妝整了容,7月8日送到八寶山火葬場火化。當時,學校幫助照了一些照片,他的骨灰由周小姣的丈夫和叔伯兄弟帶回後,葬在老家的田地裡。照片和遺物由於周小姣的幾次搬家,遺物和照片一時想不起來放在什麼地方,我們沒有看到。
“他打在哪個部位,醫院有沒有搶救,還是送到醫院就死了。”
 
“打在下巴頦的地方,子彈從下巴中間穿到後腦,送到醫院已經死了。”
 
你們的父母依靠什麼供他讀書,當年,他是研究生一年級還是二年級的學生。”
 
 
“我們父母就是靠種稻子供他上學,他對穿著從來不挑,家裡困難,我有時候自己給他做衣服。89年,他研究生一年級已經讀完,應該是二年級的學生了,學校對於他的死都覺得非常可惜,他有一篇論文,他的導師認為寫的非常好,在同學們面前誇他的論文寫得好。”
“你們的父母當時知道他被打死的情況嗎?什麼時候知道的?”
 
“一開始他們不知道,不敢讓他們知道,怕他們受不了,隔了一個多月了,他們不見他回家總是在問,一看實在是瞞不住了才告訴他們,我們怕他們知道後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和他們說了以後,給他們打安眠藥讓他們睡覺。”
      
這時,母親曹長仙掏出一塊手帕,邊擦著眼淚和大女兒一起向我們講起 周德平小時候的事情,他是一個非常聰明、懂事的孩子,從小學習優秀,做起事來樣樣都做的非常好,每年寒暑假回來,都要幫助父母種田、捉魚、幫助鄰裡修電視、各種電器,沒有他不會干的。那麼聰明的一個孩子,我們很辛苦地把他培養成人,就這麼給打死了,多可惜啊。
 
“你們的父親不在了,母親對自己的兒子被打死了,心裡有什麼想法盡管說出來。”
 
“希望政府平反了,我的父親得了腦溢血後說不出話來,去世前拉著我母親的手緊緊不放,眼淚掛在他的眼角,我知道他心裡還是放不下自己的兒子被打死的這件事。只是無法表達他內心的想法。父親去世後,我的母親說不想活了,還是丁老師寫信或打電話來,安慰她,讓她好好地活下去。她一個人在家,我們也不放心,就把她放在福利院內有人管他們,我們也放心,沒有大家的開導和安慰,她也活不到今天。”周小嬌替她的母親回答。
 
周小嬌對我們說, 周德平是在西安讀的本科,是西安西北工業大學的學生,大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讀研究生,當年全國只考上他一個,他所學的專業主要是用在航母無線電控制方面,如果他不被打死,現在應該是國家這方面專業的棟梁。教過他的導師都對他的死感到惋惜。
 
從福利院出來,我們要求去 周德平的墓地看看,她們帶著母親曹長仙一起,擠擠開車往 周德平老家多祥鎮九湖溝村七組的農田開去。
 
車開到菜地邊上,我們和 周德平的大姐周運姣下來徒步往地間走去。這是一條地間相隔的小路,路的兩旁有一條排水溝,排水溝裡沒有水,溝裡長滿了各式野草。越過排水溝,是一塊菜地,菜地裡種的是一種我們也說不出名字的菜,綠油油的長得很旺盛。 周德平的墓就坐落在這片菜地裡,以前這是大隊分給他們家的地,後來,由於家中沒有了種地的人,地就退回了大隊,這塊地目前屬於別人,但是 周德平的墓地還在這裡。 周德平的父親安葬在大姐自家的自留地裡,當地有這種風俗,因為他不是正常死亡,因此,是不能移到自留地裡與他的父親安葬在一起。
 
 周德平的墳土基本上已經平了,只有一塊墓碑立在那裡,碑的正面寫著碩士研究生 周德平之墓,姐姐說等明年清明時節掃墓時要為他的墳添上些土。
 
我和郭麗英站在他的墓前,為他三鞠躬,向他致哀。站在那裡看著碩士研究生 周德平之墓幾個大字,心中湧起一種悲哀的感覺,悵然若失。想到他和二個同學站在田地裡的照片,躊躇滿志,朝氣蓬勃的樣子和現在看到的同樣是在一片田地裡,只是一個孤零零的碑立在那裡,只有那幾個字代表了他的身份,這種巨大的反差讓我難過。一個農家的孩子憑自己的實力考上了中國最高學府之一清華大學讀研,可見他是一個智力超群、聰慧敏捷、刻苦勤奮的孩子。他是家中唯一的一個男丁,這麼多年來,父母的痛苦可想而知。
 
89年六四大屠殺慘案中,他倒下了,他倒在了長安街上。他的靈魂很輕,輕得如絲絮般地飄走了,逝去了。他的生命又很重,重得讓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必須要站起來吶喊!向制造這場屠殺慘案的統治階級吶喊!從你們拿著武器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那一刻起,你們代表的是腐朽、是殘忍、是邪惡。不要再假惺惺地說你們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了,你們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歷史終將會清算你們的罪行!
 
走到地邊,我的心依然沉重,沉浸在我的哀思中不能自拔,如果有鐵鍬我定會去添幾鍬土,會讓我的心好過一些,然而什麼也沒有,兩手空空,由於行路匆匆,連一束花都沒有來得及去買,此時此刻不知道還能為他做些什麼。這時,排水溝中的野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即刻下去去摘。我和郭麗英摘了一大把野花,重新回到 周德平的墓前。花的顏色淡紫色,雖沒有嬌艷的外表,卻也含著質樸的清新,每一根支條上都有數十朵小花緊密地排著。我們把花輕輕地放在他的碑前,安息吧, 周德平。你的名字永遠留在了中國歷史上,世界上每一個熱愛和平的人都會記住你的,清華大學學子碩士研究生 周德平
 
晚上,我們回到仙桃市到周小姣的家裡見到她的丈夫,當年是他去北京處理 周德平後事,對於 周德平被打死處理的一些情況,他比較清楚。
 
他告訴我們,當年 周德平離開家准備回學校時,他不知道,正好有事在外面辦事。等他回到家裡知道他走了,急忙追到河邊,那時候交通不發達,要去武漢坐火車在老家要過一條河,在河對岸才能有去武漢的長途車。看見他已經坐上最後一班船,船劃到了河中間,只差這一步,眼睜睜地看著他離開家,沒有辦法把他叫回來。
 
“六四屠城過後,我們接到學校的電報,電報內容是北京有沒有親戚,有沒有回到家,這是學校向每個學生家庭發出的報平安的電報。我們家裡北京沒有親戚,他也沒有回家,因此,接到電報後,我向單位請假拿著電報趕到清華大學,找到無線電工程系的系主任,見到他的導師,導師姓楊當年已經78歲了。導師對我說,6月3日白天,他把四個同學找到一起,對他們說現在中央有命令,一個是你們呆在寢室裡哪裡也不要去,另一個是你們現在就放假回家。他分別給了他們論文題目,讓他們回家後寫論文,他的論文題目是衛星天線的最佳接受點。
由於時間晚了當天沒有去尋找,我在西單附近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來,旅社的服務人員告訴我,晚上睡覺時不要脫衣服,不要關門,因為隨時會有戒嚴部隊來搜查房間,到處在抓人。
第二天,系裡找了一輛車派人和我一起去北京市教委、北京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找人。在一個房間裡,有一個女的坐在那裡,她拿出醫院裡報來的死亡人員的照片和死亡人員的檔案,我一張一張地翻著,由於死者臉部明顯變形,我不敢認。隨後,我就開始到醫院去找。
他的在林業大學上學的高中同學告訴我,他是6月1日回到學校,6月3日晚上,他是獨自一人騎著自行車往長安街方向走的,走時他上身穿著藍色背心,下身穿一條白色的褲子。根據這個線索,我主要去了距離長安街最近的北京郵電醫院和同仁醫院兩家醫院,在同仁醫院我看到有一具屍體上身穿藍色背心,下身穿白色褲子,覺得像是他,因為他是打在臉部,已經看不出他的摸樣了,我也不敢確定就是他。
 
 
回到家,我又和他的堂兄一起再次回到北京,在同仁醫院他的堂兄通過腳上大拇指處有受過傷的疤痕,確定了這就是他的屍體。
 
 
通過學校和公安系統的同意,把屍體解凍。從他的手腕上看到了我給他買的廣州牌手表,在他的衣服口袋裡拿到寢室的鑰匙。打開寢室,他的同學告訴我他的床鋪位置,在他的床邊放著一個臉盆,臉盆裡泡著的是他未洗的床單,時隔一個多月,臉盆裡的水已經干了。學校為他化了妝,整了容,7月8日送到八寶山火葬場火化。
 
 
他是學理工的又不懂政治,這麼打死了非常可惜。高中時,他是在天門中學上學,學習成績非常優秀,每次考試總是名列前茅。西安西北工業大學看上他,對他說你考不考或者考不好我們都要你,我們農村裡的孩子,不清楚哪個學校好,所以高考時就報了西安西北工業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就直接報考清華大學讀研。他所學的專業是國內高尖端的專業,在專業上他很有自己的見地,就連在西北工業大學教過他的導師,有時候還會有問題和他討論聽他的意見。”
 
 
這是 周德平的姐夫心情沉重的一段回憶,一個有才華的學子就這樣倒在冷血的戒嚴部隊的槍口之下。你們的血不會白流,黑暗總會過去,中國的未來一定是民主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再也沒有殺戮,再也沒有流血,再也沒有獨裁統治下的暴政。
 

周小姣:我父親苦苦掙扎,死不瞑目離開了人世  

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了,這在我們的人生歷程中,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份。大家不會忘記這個年份,因為我們死去的親人是與這個不尋常的年份牢牢地系在一起的。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啊!尤其是作為死者的父母,還有多少人能盼到再一個二十年呢?

二十年啊,在別人的人生旅途中是一眨眼就過去了,可對我們被害的難友們來說,這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二十年是多麼的難過多麼的漫長多麼的傷心啊……。可惜我苦難的父親已離開這個人世,到陰間和他的兒子相會去了,這是多麼的慘痛讓人揪心啊!我母親不識一字,一生為人忠厚老實,我姐姐也不識字,只有我來代替父親把父母二十年來還有我們姐妹倆傷心痛苦的日子都寫出來,提筆就恨那不明世理的鄧小平和那些貪官污吏。

二十年來,我父親生前經歷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我看在眼裡疼在心裡。這是他生前的痛苦日子,一九八九年“六四”這一天是人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天,是撕心裂肺的一天。

那時的交通又不方便,只能發電報。事發前一個星期,父親發電報給弟弟說母親病危要他回來一趟。他是回來了,見母親沒病,就說騙他了,過幾天就走。再者,當時也有人在北京上學的,活像催魂鬼,天天催要我弟弟回去,要是晚一天走就不通車了。誰知到了北京,第三天就是“六四”這個難忘的日子。又過了兩天,清華大學就發來電報問 周德平回家了沒有?或者北京有沒有親朋好友。

一家人遭難的日子來了,整整一個月,過的是什麼日子呀,開始是往好的方面想,可還是躲不過這一場難啊?這不是上天的不公平而是人為的!當時,我丈夫去北京兩趟才敢確認,通過法醫鑒定、寢室鑰匙,還有我們給他買的那塊表,外殼都粉碎了。當時天氣又熱,北京那邊決定就到八寶山火化。清華的導師們是多麼的傷心難過啊,我弟弟的導師七十高齡的楊教授對我丈夫說,他共教四個學生,本校三個, 周德平是全國考取的一個研究生,已讀一年了,真是一個人材。可惜啊,年僅二十四歲就被奪走了年輕的生命,還把他的檔案及發表的論文一起存入清華大學的歷史記錄了。

當骨灰帶回家的時候,家裡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了,村裡的父老鄉親誰都在哭,還有的說,要是我們姐妹倆能代替他去死就好了,村裡的確去了一個好人材呀!

當年,是我父親把他放走的,這究竟是為什麼呢?以後我父母就像傻子了,幹什麼都沒心思,村幹部什麼的沒人來照顧和安慰,還說是反革命。每當放寒暑假看到別人的孩子回家時,我父母親思念的想去死,心裡還想,有沒有一天會給他們平反,還他們的清白,有時還自言自語喊德平的名字。再看到別人年齡相仿的小孩子時,我父母也說,要是我弟弟還活著,也和別人一樣有小孩了。每當我丈夫看到父母傷心的樣子,他就想乾脆和二老住到一起。第二年,就是九〇年,搬到了洪湖大沙湖農場。我父母在那裡住了三年。第一年天門還派人過去阻止,是要我們全家人不要和別人交談,不要搞集體活動,不要上訪等等。儘管他們說啥我們都不會聽的,鐵的事實擺在眼前,誰身上的骨肉掉了都會心疼,他們是永遠都阻止不了的我們的。

九四的春天,武漢的一位大學老師李顯遠,也是被這場災難奪走了他兒子的生命,他們二老也是說眼睛都要哭瞎了,眼淚流幹了。他的老伴走人家時聽別人說我父母也是受害者,才和我們聯繫上的。這些年,好在有北京難友的經常聯繫,不這樣我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以後的日子覺得有點盼望了,心想總要為死難者平反的,日子再難過也要做自己的努力和盡自己的力量,和難友們共度難關,等到有希望的那一天。

在洪湖住了三年,只有選擇回家。在回家這些年來的日子不知是怎麼過來的。我父母經常多病多災既孤苦又難熬,我姐姐供柴米,我供錢,還有您們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支持,年年都是如此,真的感激不盡。熬到九八年的冬天時,我父親一場胃出血搶救的及時,總算保住性命,在醫院十天十夜都是我和母親照顧,姐姐種田沒時間,這又勾起了我父母思念兒子的痛苦,還說,要是兒子在,怎麼會要村裡的人幫著送上醫院呢!越想越氣,更加恨那些腐敗分子,當病友們知道二老的痛苦時,也跟著很難過,還說我父母養了個好兒子,遇到不幸真是命苦。我總是安慰我父母,惡有惡報,時辰未到,總有一天要討回公道。

到了二〇〇五年,我弟弟高中的同學全部聚會,商量派人去看望和安慰我父母,說 周德平生前的確是個好人材,全班他是數一數二的好學生,至今我們都不會忘記他,永遠銘記在心裡!我父母那一刻是多麼的激動和傷心。

我父母還是堅強的活著,心裡面每時每刻都掛念著那些難友們。還經常給我們說,北京的難友比親人還要親還要好,怎麼能報答他們的恩情啊!只要有一口氣都要和他們在一起戰鬥到底,不管政府怎麼拖,也攔不到我們,堅決要政府作出答覆。

二〇〇七年陰曆七月十二這一天,做夢也沒想到,我父親的病來得太突然,病倒就是啞口,再也不能說話,只是流淚和做手勢,把親人和鄉親們的手握得緊緊的,誰都為我父親流淚,一生為人正直,沒得罪一個人,這些年多麼不容易啊,可他兒子含冤的走了。就這樣苦苦的掙扎了二十八天,死不瞑目的離開了人世,留下了孤苦伶仃的老母親,她也哭得死去活來,幾乎要斷氣。經過了無數的打擊,她老也不想活下去了。我們姐妹倆給她做一些工作,安慰,最後決定要我母親進養老院。那裡只是熱鬧一點,生活談不上什麼。

只要我去看她老,她每次都說北京的難友是恩人,比親人還要親,還想見到他們。這都是我父母的真心話。還有,我內心裡非常感激他們。我母親年紀大了,我總是安慰勸說:您的日子再苦也要堅強的活下去,要和難友們作出艱苦的抗爭,為死去的親人伸冤平反,等到天亮的那一天。不知叮囑多少遍,這樣的日子不會太久的,這樣的苦日子不僅是難友們和我父母的親身經歷,也是我這二十年來也沒有忘記過的。

丁教授您也是七十多歲了,經受了二十年的折磨和痛苦,那裡面的一切您都在操勞,真不容易,您也太辛苦了。您和那些難友們千萬要保重身體!以後還有更多的事情等著您去做,我又不能給您分擔,只能發出我的肺腑之言,我望您和老伴多多保重!有身體才會有希望!

再次代表我的父母還有我感謝您的深情與厚愛!我會勝任一切的!

周小姣(父周治剛,弟 周德平

2008年11月30號寫

《 天安門母親網站》首發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iananmenmother/20%20years/m090320001.htm


丁子霖: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位清華學子

 周德平,男,湖北天門市人,生前為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

在1989年6月3日那個大屠殺的夜晚,周獨自一人離開學校朝市中心而去,這一去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學校。他死於離天安門不遠的同仁醫院,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的頭部,一直到7月6日才從這所醫院找到他的屍體。一位農家子弟,身後留下了一個淒涼、破碎的家和孤獨、絕望的老父母。

前年2月22日,來華訪問的布希總統去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並回答學生的提問。那天,我是流著眼淚聽完布希總統講演的。這倒不是因為總統的講演有什麼特別動人之處,而是我深感於中美兩國制度之迥異。同樣是人,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不能象美國人那樣享有本該屬於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權利呢?為什麼人類歷史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還需要由一位元外國總統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最高學府給那些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才雋們宣講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所講的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識呢?再看看講演大廳裡那一個個經過精心挑選的清華學子,他們那傲慢中摻雜著自卑、傾羨中摻雜著嫉妒的神態,我不能不想起當年他們的一位學長,即上面提到的清華無線電系碩士生 周德平。我很想對那天有幸坐在講演大廳裡的青年朋友們說,當你們為清華出了那麼多黨政要員而感到榮光的時候,是否也應該記住,早在十三年前,你們的那位學長就已經在以自己的行動為實現今天布希總統所宣講的一切進行奮鬥了,而且他已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一個曾經在大學課堂裡和講臺上度過大半輩子的人——就是在這百感交集的思緒中聽完布希總統演講的。我想到了89年的那場運動,想到了當年有那麼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國人經受著各種苦難。我——一個曾經在89年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為我們的民族有 周德平這樣的清華優秀學子而感到驕傲和安慰,也為那天出現在我眼前的場景而感到悲哀和失望。

說起清華,說起 周德平,我的思緒不由得從濟濟一堂的講演大廳轉到湖北南部一個貧困的小村莊,那裡曾經是養育清華學子 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經從這塊曾萌生童年夢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年逾7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來的地方。自兒子遇難後,那年年月月伴隨著兩位老人的,只是無盡的淒苦和絕望。

我是在7年前才尋找到周的親屬的。我自己無法去看望這兩位老人,一直到前年冬天,才委託一位朋友順道去看望了他們。朋友告訴我:周家所住的兩間平房是全村最破舊的,因年久失修,門窗都掉落了,寒風直往屋子裡灌。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什,連僅有的幾張板凳都已破爛不堪。別人家看上彩電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連一台黑白電視機都還沒有。周母患神經性面癱,臉部扭曲,僅剩下幾顆殘齒的牙床整個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軀蜷曲,也已失去勞動能力。這些年來我們給他們轉去的救助捐款,僅夠兩位老人艱難度日而已。98年長江鬧大水,周家顆粒無收,房子也被沖壞了。99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門板抬到了醫院。如果不是及時給他們追加救助,景況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們的兒子不死,他們會活得這樣淒慘嗎!

但是,就是對這樣兩位勉強維持著殘生的老人,共產黨的官員也還不肯放過他們。98年我給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一位前任共產黨書記冒領了去,迫於無奈,我專門給這位書記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上說:

“我已得知今年7月間我從北京郵局匯給周治剛的800元人民幣由你從當地郵局擅自領去,至今不還給收款人周治剛。

“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前任村黨支部書記,應該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關郵政法規的規定。你這樣做是知法犯法。你也不會不知道,周治剛是“六四”難屬,他年老體弱,現在又遇到水災,朋友們給他寄去這份匯款,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周治剛作為一名公民,有權接受這筆匯款。在法律面前,他和你是平等的,你沒有任何理由扣壓這筆匯款。

“我今天給你去信,是把道理講清楚,請你接信後立即把匯款800元還給周治剛,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將通過法律管道狀告你和所在郵局的局長,一切後果將由你們負責。”

也許是這封信起了作用,最後這位書記把錢退回給了兩位老人。

但是,住在城裡的人是很難想像偏遠農村的基層官吏是怎樣橫行鄉里的。2001年秋天,我又接到了周父的來信,信上一開頭就說:“那個沒良心的政府,我們這些受害者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而信的最後一句話說:“真把我氣死了!”原來周家再次遭到了侵擾。這回是村幹部帶領鎮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5、6人開著吉普車到了周家,他們脅迫兩位老人“老實交代”接受北京匯款的情況,說是再要發現有北京來的匯款,他們就立即扣下。他們厲聲惡語地威脅兩位老人:今後不得擅自離村,出門要事先向他們“請假”,回家還要向他們“彙報”;如有外人來訪,也要立時報告。這種強加的侮辱性規定,同毛澤東時代對待所謂“五類分子”的做法有什麼兩樣!

我常常想,同樣都是人,甚至共處一片土地,同住一個村莊,為什麼竟能如此不把別人當人來看待?!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已經有二十多個年頭了,為什麼還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踐人、把人不當人的做法稍稍改變一下呢?為什麼還不能稍稍打開一點門戶讓中國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點在別人看來已經象穿衣吃飯那樣普通的人權和人的尊嚴之類東西呢?我想,這也許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總統要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兜售”他那個為中國權貴們所不屑的“西方價值”的緣故吧。

讓我們記住 周德平、 程仁興、 戴金平這些名字吧!他們是敢於用自己的行動站出來為自己、為自己的家庭、為家鄉的父老鄉親爭取自由和尊嚴的人。他們帶著神聖的使命感,走出了家鄉,又走出了校門。他們已經倒在了天安門廣場上,倒在了“共和國”的旗杆底下。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想起他們,但我相信,他們的名字將被歷史記錄下來,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2003/12/6)

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20truth%20and%20victims/Authentic%20records%20of%20visiting%20the%20victims/authentic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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